《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自序

今年是恢复高考30年。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们都忘不了那些阳光明媚而又紧张热闹的日子，那几年，有一大批凭借自学而具备了“同等学力”的青年人和中年人，相继步人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殿堂。我本人是在1977报考大学无望（因超过湖南省规定的25岁报考年龄限制）之后，才在1978年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生的，当时填报的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于报考这一方向，我是有充分的自信心的，因为整整10年间，我一直都在埋头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阅读和思考，对最重要的几本书都反复阅读过五、六遍，并做过详细的笔记和眉批，另外还为了读懂马克思的书而广泛涉猎和研读了西方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我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龙去脉和发展历程已经了如指掌，没有什么问题能够难得倒我。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使我功亏一篑的仍然是那跟随了我20年的家庭“政治问题”，即“摘帽右派”。尽管我在考试中发挥正常，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从北京来长沙的外调人员从我父母单位调去的政审材料却写得极其险恶，大有要将我们家世世代代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势头。不但如此，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决定不予录取之后，还将我的材料扣住，一直没有转给我所填报的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这些材料连同“不予录取”的通知书直到当年11月才寄到我的手中，那时各高校已经开学两个多月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已经和我后来的恩师、武汉大学哲学系的学术前辈陈修斋先生取得了联系，正在备考第二年的西方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考试。1979年，我父母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我也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全国最美丽的校园武汉大学，跟随陈老师和杨祖陶老师攻读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