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体到仁体——熊十力哲学及其与宋明理学的交汇

熊十力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近代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有突出的原创性贡献。20世纪30年代初，熊氏建构了颇具中国哲学特色的本体论，认为与西洋哲学割裂本体和现象的二元致思趋向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既非超脱于万物之上的“独存”亦非潜藏于现象背后的“原因”,提出了“由体显用”“即用显体”的体用不二论。熊氏由此反对西洋哲学或佛教有宗的本体论所导致的“二重世界”或“二重本体”的理论弊端，显明中国哲学本体即“全体”、全体即“大用”的理论特色，构成其哲学的主要标识和理论贡献。熊氏在20世纪40年代更提出“仁体”说，揭示了仁体具有“生生之仁”和“一体之仁”这两项宋明理学“仁论”的基本义，使得熊氏哲学既有不同于西哲或佛学的创新性，又与宋明理学尤其是阳明学传统存在思想交汇点。熊氏继而将仁体论拓展至儒家经学乃至外王学领域，提出了“经学即仁学”的儒学观及“以仁为统”的政治观，揭示了仁学在社会政治学领域的应有理论意义。总体看，熊氏哲学作为近代“心学”的典型形态，对于接续儒学在近代中国的“一线之绪”以重建中国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