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齿”的抑扬：儒家礼法秩序的两难境地——以孟子与晚明管志道为例

先秦儒家在界定社会活动的秩序原则时构造了爵位、年齿、德行三个衡量标准，即三达尊。孟子首次阐释了三者统一且共存的交互关系，但同时赋予其不同的管辖范围，从而为其适用于差异化的礼法情境辩护，并基于分封制的状况对这一连续体构造了分权与抗衡的逻辑，意在防止统摄性权力的出现，通过反对爵权独尊而护卫德权、齿权。晚明思想家管志道针对政治秩序和社会道德的衰败，意图以自身方式重构孟子的学说，高扬了爵的重要性，有意将“道统”从政教分离的“儒者之学”恢复到政教合一的“王官之学”，提出“君师道合”的主张，并在地方社会树立应有的身份制度。这种看似守旧的理学观点，实则是对科举异化后身份制度的反思调和：一方面提倡对不同层次的人应行不同方式之教化；另一方面则顺应了平民社会发展的趋势，彰显了公共理论的突破。孟、管两人的观点，恰恰是周秦之变格局下儒家的两个互补面向，这种在经典与王朝、圣人与帝王之权威的摇摆不定，构成了新旧儒学的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