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国以重宗庙：公羊学“祭仲行权”义理发微——兼与《孟子》比较

在公羊学中，“祭仲行权”可以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但更多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实际上，《公羊传》之所以提出“祭仲行权”,就是为了以“借事明义”的方式阐明一个重要的政治原则：君死国亡之际，存国以重宗庙。而在公羊家的解释中，从董仲舒《春秋繁露》言祭仲“重宗庙”,到何休《春秋公羊解诂》言祭仲“知国重君轻”,其中义理皆本于此。睽之于《孟子》,何休论“权”虽然出于《公羊传》,但对《孟子》“权”说亦有所资用。然而，孟子合于《公羊传》者，实在于其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主张，这才是何休资其“权”说以释“祭仲行权”的缘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