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