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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道与人才 | |
| 引用本文： | 金诤.文道与人才[J].学术研究,1985(3). |
| 作者姓名： | 金诤 |
| 摘 要： | 熙宁四年(公元1071),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一举废除了自唐以来的诗赋取士制度。这实际是北宋道学家重道轻文理论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王安石不是道学家,但他的《三经新义》等新学著作当时尚未问世,所以这一改革得到了拥护道学的朝臣们支持。早在熙宁二年变革科举的方案提交朝廷讨论之时,司马光等守旧派大臣对之皆无异辞。①在这场表现为政见的“文道之争”中,站在对立面上的是苏轼。他的《议学校贡举状》是当时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奏状。苏轼针对变革“重道轻文”的思想,尖锐地质问道:“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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