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