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