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孙中山早期反帝精神

19世纪末期,清王朝正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潮中颠簸着。中国处在生与死、兴与毁的十字路口上,走入近代中国变革激流中的孙中山,誓以革命的暴风雨洗刷祖国身上的耻辱和污泥,再以合众政府之模式,营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大厦。1892年从香港雅丽西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孙中山,带着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同一个少年时代就志趣相投的老同乡陆皓东,从广州北上天津,企望找到救国救民之路。那时中国在封建主义清王统治下贫穷落后、任人宰割,外边面对的世界则是一些富强先进,又到处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孙中山力图冲破封建体制,但又难以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在天津他上书李鸿章,要求变法,提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选集》上集第8页)他认为如果光绪皇帝,励精图治,抓住变法的主动权,通过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照着俄日之楷模去作,中国就可以经维新而走向富强了。孙中山在日本时候,正值戊戌变法之后的1898年10月,康有为、梁启超先后也逃到日本。政治的流亡,忧国悯时的心绪,加之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突飞猛进的好感,便兴致极浓地阅读了日本欧美之书,理解和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求改良,他同陈少白急于会见康有为,欲同其“商谈合作”,与梁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