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学行为的意义--基于文献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似可分为常规性的文献整理和基于文献的校读批评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当然是相关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文献基础，后者则是对前者的批评性推进。第一个层面乃是古典文献学的常规方法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文献学作为中外学术传统中的常规治学方法，包括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训诂、辨伪、考证诸方法，它们当然都可以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发挥作用。比如搜集整理现代文学佚文和遗文，就是特别重要、急需开展的工作。大体说来，经过历代学者千百年辛勤的反复的工作，中国古典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现在已接近饱和的极限程度，很难再有重要的佚文和遗文被发现了。但现代文学佚文和遗文的搜集整理才刚刚开始，还大有文章可作。这是因为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大都是在报刊上先行发表、然后才结集出版的，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之后，却未能及时收集出版，以致长期散佚在外，有些散佚的作品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现代作家身后留有未曾刊布的遗文，也相当重要。过去的现代文学界对作家佚文和遗文的搜集整理是比较忽视的，直到近年这方面的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所以可开掘的空间、可补充的余地还很大。不言而喻，发掘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佚文、整理出一些现代作家的重要遗文，既会使有关作家的创作成果更为完整，也是对整个现代文学宝库的添加和丰富。近三十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重要成果，如孙玉石和方锡德两位先生发掘出鲁迅的佚文《自言自语》，方锡德先生独立发掘出冰心的中篇小说《惆怅》，陈子善先生对张爱玲、梁实秋等作家佚文的持续发掘，还有宋以郎先生等整理出版的张爱玲遗作，旷新年、张勇、杨新宇等学者对穆时英长篇小说《中国行进》的接力性追踪，以及裴春芳对沈从文中篇系列小说《看虹摘星录》原本的发掘等，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献整理成果。同样的，对现代文学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和考证学的研究也渐次展开。这些常规性的现代文学文献整理工作，早就该做了而长期未做，今天开展此类研究，是按照文献研究的常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做补课工作。开展得晚，正所谓“后发优势”，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也是功德无量的--比如编纂出比较完备的现代文学出版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及其他专题性的文学书目，比勘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而校理出比较完备
　　的汇校本，以至对一些事关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行为的疑难问题做出得当的考辨--这些常规性的文献整理工作自具价值，它为读者提供了可靠可读的文本，也为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阐释提供了比较完备的文献，其意义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