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早期新式中国通史编纂的背景特征与意义——兼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之影响

通史编纂一直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到郑樵以“会通”之义继之于后，再到章学诚“范围千古，牢笼百家，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史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洋溢着浓郁的“通史家风”。这种“通史家风”不仅在根本上规范着历史上浩如烟海的通史创作，而且也成为历代史家从事史学著述的最高理想。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通史所秉持的既有价值体系和资鉴功能，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的整体困境以及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编纂能够服务于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新式通史，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议题。从这一路径来看，20世纪早期的新史学家及新式通史著作的编纂者，他们的历史研究和新式通史编纂实践，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