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自由观”的悖论与可能性:从严复到牟宗三

随着全球现代主义的出现,我们有必要从更广、更国际而不单单是西方的角度来思考自由的规范性理想模式。根据当代黑格尔主义者罗伯特·皮平(Robert B.Pippin)和阿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观点,当今自由主义在西方达成共识是某种集体的历史性成就。因此,为了更全面地理解现代自由的内涵,有必要思考促使这种自由理念产生的历史情况。这里要回答的问题则是:两位重要的西方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伊曼努尔·康德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中国的接受情况如何?康德和密尔的现代自由观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他们的自由主张(在康德看来是形而上学的自由或意志的自由,在密尔看来则是社会自由)达成了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共识。要了解中国现代思想家是如何把这两种现代自由观介绍入中国的,则要探讨严复和牟宗三是如何把密尔和康德的自由观转译入中国的,他们的翻译策略是什么,以及这些中国思想家是如何通过他们的翻译重申他们对人的行为能力已有的理解的(尤其是儒家关于道德行为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