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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