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救救孩子”作为文学母题曾被反复书写。追溯莫言的创作谱系,该文学母题的书写具有共性和个性,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之为社会或者启蒙主题。莫言《酒国》是一个独异的文本,它是文化、市场和社会的合力的结果,这些细微的征兆可由文本的微观和宏观隐喻显现;莫言从社会问题切入,链接问题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层面,以审美现代性质疑经济现代化的病症,他从制度、引导者和批评的角度思考拯救孩子的可能性。莫言没有提出具体的拯救路径,但不能简单地将《酒国》贴上隐喻批判的标签,他从人物设置、情节处理和叙述者声音视角等方面探索问题的解决;莫言在时代限制和书写的阈限中试图勾勒现代“救救孩子”的文学路线,从叙述多重声音、戏仿经典“拯救”模式、文体互文等角度突破“救救孩子”的原有模式进行解构书写,尝试突破书写困境,凸显拯救书写的纵深性和复杂性,简单用“晦涩”和搁置评价的态度视之并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