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行赋在建安时代的变奏及其成因探微

生发于《诗经》《楚辞》及汉初骚赋中涉及行旅的纪行赋，以西汉刘歆《遂初赋》为卓成一体的标志，之后在东汉勃兴。建安以降，纪行赋虽仍保有两汉同类题材作品中叙行与述志、时间与地理交织互见的书写传统，但整体上已然展露出记录征伐、昭示军力以及同题共作的倾向。这些在主题、基调、功能上的赋风突变，与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曹魏邺下文人集团昌隆兴盛这两大历史背景密不可分：前者提供了纪行述志的基础，也改变了赋作素材和风气；后者创造了同题共作的契机，又激发了赋家批评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