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文学的无力——从《中国在梁庄》说开去

文坛上掀起了一股＂非虚构＂文学之风,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一批＂非虚构＂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仅仅依靠＂非虚构＂文学就能应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吗？＂非虚构＂文学存在的单向度摄取,无法深入人物内心,简化生活等弊病限制了其对现实的深入反映。＂非虚构＂文学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在梁庄》的成功给予文学的启示,不是＂虚构＂文学没有价值,而是＂虚构＂文学选材上必须要贴近现实。     

“非虚构”与文学观的转向

非虚构是当下文坛的一个热词。非虚构作为文学观念的倡导,是对20世纪虚构文学的反拨,也是传统文学的一种精神回归。非虚构创作重新强调文学对社会现实的介入,目的是治疗文学的形式虚浮症,提升文学的思想质地。而从人类书写历史的发展而言,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类经过长期的分野后重新走向合一,这是新世纪书写文化的一道标志性景观。由文学到历史再到新闻,非虚构写作的盛行,可视为对当下虚构社会的一种反动。在现实远远超出艺术家的虚构能力时,文学只能返朴归真,寻找一种非虚构的表达方式,这是非虚构重新获得文学意义的社会学解释。不过,需要警惕的是,非虚构如果过分张扬,文学有可能滑入死亡一端。毕竟,文学仅有真实性是远远不够的,与生活保持某种间离是文学审美的内在要求。写得好看(而不是多真),是文学之为文学的生命底线,也是衡量平庸之作与优秀之作的基本尺度。     

试论陈丹燕的“非虚构写作”

陈丹燕的“非虚构写作”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从写作方式和作品风貌来考量,青少年题材的创作阶段是传统的小说写法;欧洲游历系列是正统的随笔散文;上海城市系列真正开启“非虚构写作”之路,并逐渐形成其诗性质感、史料研究与新闻采访相融合的写作方式和作品风貌;近年的长篇新作又显示出她在人事的历史真实与小说艺术的虚构本质之间寻求平衡的探索努力。陈丹燕从自我身份的焦虑出发,展开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知与探寻。她三十年创作历程中的推动力来自于对自我的执着,以及这个自我伴随时代走向丰盈的必然。     

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起源、反思与重构

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结的、涉及文学和新闻领域的边缘性文体,其理念、实践中蕴含着重要的公共性.然而,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中的商业取向、娱乐取向逐渐压过公共取向,使它背离了自身的初衷.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非虚构写作产生于对当时流行文体的反拨,以对公共性的强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一系列表征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对"我"的过度强调、写作内容的固化和判断性叙事手法的滥用使公共性沦为了"背景".基于存在的问题,应以艺术生产等理论为依据,从加强"生产-消费环节"的社会联结、以"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目标、以"公众认知"为评估手段三方面,探索重构网络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路径.     

重构非虚构

非虚构文学在风格上体现出一种日常化和历史化,同时有着私人性的文化关怀和成长质感的美学追求,其中不乏有批判、审视的建设情怀.作为文学景观之一的非虚构文学能否承担文学的公共性诉求,将成为当下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中国在梁庄》:“外来者”视域下的乡村想象

“外来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经典的人物类型,以写作《中国在梁庄》而闻名的梁鸿之于梁庄便是一个“外来者”。经过这一视域的过滤,梁庄成为“外来者故事”中阐释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城市与乡村等问题的“最佳话语场”;成为通过“这一个”的病灶式呈现,反映当下中国转型期众多乡村现实的“被剪裁的样本”;成为交织着民间同情立场和理性批判精神、叠加着启蒙烛照和感性宣泄的满是裂隙的“乡村想象”。     

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本土谱系、阈限和发展前景

中国非虚构文学无疑受到异语境非虚构书写的激发，但将功劳完全归因于西方非虚构写作有失公允。由于中国非虚构文学传统的潜在性、无名性和浑然性，很多研究忽视其中国谱系。中西非虚构文学的理论系统、建立基点、发展脉络、适用范围、典型作品、学科系统和创作实绩有较大差异。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在21世纪成为热点话题，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主体和题材窄化、文学和纪实两极性、盲目拓域的误区。伴随主体拓展、跨界创作、融媒体写作的盛行，当代非虚构文学具有光明的书写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淡淡忆儿时——论汪曾祺小说的“非虚构”元素

汪曾祺写作强调真实,大都有过亲身感受。他的散文化小说比较接近当今流行的"非虚构"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大都有原型,小说的背景都在家乡等作者居住过的地方,表达的感情大都是生活中的真情实感。"文章淡淡忆儿时"的真实感和与现实的疏离感,构成了汪曾祺小说独特魅力的核心。     

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20世纪3、40年代,梁漱溟和费孝通相继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并付诸实践。梁漱溟从文化改造着手,试图通过建立新礼俗、乡学和村学来教育民众,以最终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费孝通则从经济建设出发,通过发展分散的乡土工业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准,以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两者的视角一个是“由外而内”,一个是“自内而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既有相似又有明显差异,代表了近代中国“乡村改造”的两条路向。     

当前文学的“非虚构”倾向

一、“非虚构”文学作品在当前形成热潮90年代末,相对于传统的虚构小说,一批“非虚构”的文学作品日益受到读者的关注。一些作家把自身真实经历写进作品,并明确表示此乃“我”的真实的故事;另一些作家,则以“纪录员”的身份,将他人的真实经历以“口述”方式如实写出;由此再推向极致,则有原始文本的直接展示,如日记、书信及其他有关资料等。第一类作品,可以贾平凹的（我是农民──乡下五年的记忆》为代表;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不再虚构故事,不再塑造典型,而是现身说法、自我登场,以平叙的手法,讲述他自己早年求职受阻、恋爱不…     

田园风景与新世纪现实主义写作的进路

新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从底层叙事到非虚构写作,在面对乡土时,常常呈现出一个破败荒芜的田园,乡村衰落几乎成为文学的绝对性讲述,缺乏对当下现实的有效解析,只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狭小内部寻求表达的效度和阐释的完成,以一种内收的、原生的和怀旧的立场面对言说对象,将乡村生产、生活和文化的变迁看作是城乡冲突的破坏性结果,表现出一种乡村守成主义的态度。新世纪文学应当以现代人本主义精神为指引,将“人”作为对现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出发点,从“整体中国”的立场审视当下的城市化进程,才能真正表述当代中国,真正承担起文学在这个时代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人类学写作”的质疑

文学人类学不存在所谓的写作。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则和文学创作的虚构相去甚远。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写作应该是记录性的,不是写作性的。它们一个是文化现实的基本记录,一个是虚构性的写作。     

“人类学写作”的质疑

文学人类学不存在所谓的写作.文学写作是虚构的,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则和文学创作的虚构相去善远.文化人类学所谓的写作应该是记录性的,不是写作性的.它们一个是文化现实的基本记录,一个是虚构性的写作.     

将计就计的迷宫转向——菲利普·罗斯的非虚构小说的自传性策略解读

在其非虚构小说《事实》、《欺骗》、《遗产》和《夏洛克的行动》出版之前,菲利普·罗斯就被外界贴上了自传作家的标签.虽然他曾数次公开否认其作品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但收效甚微.随着20世纪非虚构小说创作的兴起,罗斯将计就计借助这种集“虚构”和“写实”于一体的文学形式创作作品.但以往批判罗斯作品“自传性”的外界在“自传”性强的非虚构类作品中却迷失了.这是他的两种自传性策略所致,即自传之于现实的真假和身份之于作者的虚实两种写作策略.无论如何,罗斯这种以坦诚的姿态满足和回应长期以来外界对其作品“自传性”的窥探的方式是其创作的转折,同时也展现了其自传性写作策略上的成熟.     

行动与历史:吴文藻与费孝通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的间距

针对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这一较具争议性的话题进行了探讨,试图回到吴文藻与费孝通两位跨代社会学大师那里,重新审视他们对于社会学本土化的观点.通过梳理发现,两人既有关联性也有实质上的区别:吴文藻在社会学本土化问题上所持的是以"行动"为取向的社区研究,费孝通则一直践行着吴文藻所提倡的社区研究;而与吴文藻研究所不同的是,费孝通认为社区研究也可以有历史维度,特别是在其晚年的学术反思中愈加突出历史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两人虽在社会学本土化取向上存在着间距,但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建设均有积极的倡导意义,即中国社会学在坚持一贯的"行动"取向之外,"历史"维度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将丰富和确证中国社会学的"自性".     

《五号屠场》中虚构的历史和真实的虚构

《五号屠场》是库尔特.冯内古特最受赞誉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中,冯内古特消解了传统意义上历史和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模糊了二者的边界,运用了一系列叙事策略证明了历史文本的写作也可能具有虚构性。小说文本虽然本质上属于虚构,但对比历史文本,却更加具有人性的真实。     

论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之异同

自古以来,人们对应用写作与文学写作区别的认识还没到位。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真实性不同。具体来说,应用写作讲求真实而以理服人,文学写作不求真实而以情感人;应用写作的主体主要是机关单位,文学写作的主体主要是作者个人;应用写作主要用抽象思维,文学写作主要用形象思维;应用写作讲究时效,文学写作不求时效;应用写作主张消极修辞,文学...     

报告文学的真实性

报告文学的真实和虚构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新闻和文学的交集,报告文学应该坚持真实性,排斥虚构。如果有虚构,不妨转向写作社会问题小说,而不必非要是报告文学。     

贾平凹地方书写的“非虚构”探索——以《通渭人家》《定西笔记》为例

贾平凹相隔十年写下的两篇针对同一地区的纪实性作品《通渭人家》《定西笔记》,在“非虚构”热潮背景下，具备了历史的意味。两作以“非虚构”对事实的发现，给予这些因偏狭的眼光而变得单一的地方以立体多维的形象，拓展了人们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认知；同为“行动”和“在场”的非虚构之作，较之《通渭人家》,《定西笔记》在个体经验的介入方面更加深入，彰显了非虚构写作主体的自觉意识；在文学性的深层把控方面，具有更为充分的经验。比较分析两作的“非虚构”书写，对于当下“非虚构写作”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