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文学的“非虚构”书写

作为引领抗战时期文学潮流的“非虚构”书写,在展现中国革命与抗战思想文化的价值体系、精神指向及时代情绪诸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文学内部而言,战时“非虚构”书写以多样的文体类别、情感方式及表达技巧,拓宽了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的表现领域,进一步发挥了其国家/民族叙事的功能。从文学外部而言,“非虚构”书写打破了文学本身最关键的以虚构为核心的“文学”的界限,拉近了文学与民众生活的距离,形成了一套极富大众化特质的民族形式,其文学史价值也正体现在这一书写潮流与现实及历史的密切联系之中,表征着文学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时代特征。战时“非虚构”书写的思想精神资源并没有随着时代发展而成为被封存的历史,它于文学自身的价值观念、生产机制、审美标准、文本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层变化及创造性实践,都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贾平凹地方书写的“非虚构”探索——以《通渭人家》《定西笔记》为例

贾平凹相隔十年写下的两篇针对同一地区的纪实性作品《通渭人家》《定西笔记》,在“非虚构”热潮背景下，具备了历史的意味。两作以“非虚构”对事实的发现，给予这些因偏狭的眼光而变得单一的地方以立体多维的形象，拓展了人们对当下中国现实的认知；同为“行动”和“在场”的非虚构之作，较之《通渭人家》,《定西笔记》在个体经验的介入方面更加深入，彰显了非虚构写作主体的自觉意识；在文学性的深层把控方面，具有更为充分的经验。比较分析两作的“非虚构”书写，对于当下“非虚构写作”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重构非虚构

非虚构文学在风格上体现出一种日常化和历史化,同时有着私人性的文化关怀和成长质感的美学追求,其中不乏有批判、审视的建设情怀.作为文学景观之一的非虚构文学能否承担文学的公共性诉求,将成为当下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非虚构”文学的无力——从《中国在梁庄》说开去

文坛上掀起了一股＂非虚构＂文学之风,以《中国在梁庄》为代表的一批＂非虚构＂文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仅仅依靠＂非虚构＂文学就能应对纷纭复杂的现实吗？＂非虚构＂文学存在的单向度摄取,无法深入人物内心,简化生活等弊病限制了其对现实的深入反映。＂非虚构＂文学的成功,尤其是《中国在梁庄》的成功给予文学的启示,不是＂虚构＂文学没有价值,而是＂虚构＂文学选材上必须要贴近现实。     

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叙事与文学

"历史"和"叙事"在后现代语境下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现当代批评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从概念上看,历史是虚构,历史是方法,历史是当下,历史是建构。从叙事过程上看,历史叙事是情节编织和符号系统。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看,历史与文学都是一种语言虚构,历史叙事对文学创作、文学效应对历史叙事具有双向的意义。     

叙事伦理的规范性与《瞻对》的文体驳杂性

作为阿来进行文体探索的重要文学作品,《瞻对》吸收借鉴了报告文学、现代散文和历史小说等的文体特征,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杂"文体。其文体特征的形成决定了作品的"非虚构"性质,分梳《瞻对》所体现出的"非虚构"写作中历史与现实、虚构与写实的复杂关系,可窥见这一创作潮流的文学伦理。     

网络非虚构写作的公共性：起源、反思与重构

近年来兴起的非虚构写作是一种旨在重建文学与社会之间联结的、涉及文学和新闻领域的边缘性文体,其理念、实践中蕴含着重要的公共性.然而,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中的商业取向、娱乐取向逐渐压过公共取向,使它背离了自身的初衷.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非虚构写作产生于对当时流行文体的反拨,以对公共性的强调获得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对当下网络非虚构写作一系列表征的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对"我"的过度强调、写作内容的固化和判断性叙事手法的滥用使公共性沦为了"背景".基于存在的问题,应以艺术生产等理论为依据,从加强"生产-消费环节"的社会联结、以"改造社会"作为终极目标、以"公众认知"为评估手段三方面,探索重构网络非虚构写作公共性的路径.     

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本土谱系、阈限和发展前景

中国非虚构文学无疑受到异语境非虚构书写的激发，但将功劳完全归因于西方非虚构写作有失公允。由于中国非虚构文学传统的潜在性、无名性和浑然性，很多研究忽视其中国谱系。中西非虚构文学的理论系统、建立基点、发展脉络、适用范围、典型作品、学科系统和创作实绩有较大差异。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在21世纪成为热点话题，成绩显著，但也存在主体和题材窄化、文学和纪实两极性、盲目拓域的误区。伴随主体拓展、跨界创作、融媒体写作的盛行，当代非虚构文学具有光明的书写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冷血》与非虚构小说

非虚构小说是小说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一种小说创作热潮 ,是小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一次积极拓展。非虚构小说的奠基作《冷血》以其创作实践表明 ,无论在社会价值还是美学价值上 ,非虚构小说都可以和传统的小说相媲美     

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当代中国小说个案批评三例

文学书写一直与历史叙事有着密切的姻缘关系.历史是文学的基础,在文学书写中引入历史维度,这是优秀文学的成功之道.但是,历史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不妨碍文学虚构的展开.只有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诗性关怀,才真正抵达了艺术的真实.小说《血色黄昏》的成功正在于其对历史真实记录之外另有一份温情的关怀.反过来,肆意虚构而不理会历史真实,导致了小说《愤怒》的创作失败.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朱文的小说很好地处理了两者间的平衡,并在对现实的书写中引入了精神的向度.总而言之,三个小说个案都向我们显示:历史记忆让人们走近生活,文学书写历史,寄托了一份生命情怀.     

田园风景与新世纪现实主义写作的进路

新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从底层叙事到非虚构写作,在面对乡土时,常常呈现出一个破败荒芜的田园,乡村衰落几乎成为文学的绝对性讲述,缺乏对当下现实的有效解析,只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狭小内部寻求表达的效度和阐释的完成,以一种内收的、原生的和怀旧的立场面对言说对象,将乡村生产、生活和文化的变迁看作是城乡冲突的破坏性结果,表现出一种乡村守成主义的态度。新世纪文学应当以现代人本主义精神为指引,将“人”作为对现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根本出发点,从“整体中国”的立场审视当下的城市化进程,才能真正表述当代中国,真正承担起文学在这个时代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虚构对现实的背离与重返

虚构世界自我包含的本质将确定事实转变为虚构世界对现实的不确定内客，与具体现实相背离，而与虚构世界自身相统一。我们面对的现实，已经包含着不同的虚构，小说的虚构世界一方面是对现实的虚构倾向的加剧，另一方面是对现实世界的融合，虚构世界意味着与事物的事实状态相背离，这种背离是一种与现实的特殊融合形式，只有背离事实状态，才可能揭示出非事实状态的现实，背离事实意味着我们对某种现实的认知失去事实的控制，必须从与事实相反的虚构世界出发来全新把握和表达这种现实。这使虚构世界显示依赖现实又返回现实的特性。     

有限的超越与无限的创造——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

文学观,体现了作家自身对文学认知的基本观念,深刻影响其创作审美价值的取向。由于文学观的不同,两类“右派”叙事作品在艺术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类右派叙事作品文学观的比较,其实质仍然反映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而虚构是建立文学与现实联系的唯一手段。正是由于作家从小说的虚构本质出发,在充分想象的空间里对人的存在境遇给予热切的关注,才使作品达到了较高的艺术真实。由虚构到真实,这是艺术文本的最高境界。     

虚实相间 相得益彰——试论赛珍珠小说创作策略

赛珍珠＂中国意象＂的书写方式始终游离于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就其真实性而言,赛氏笔下的＂中国意象＂书写是其以亲历者身份审视传统与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果;而就其虚构性来看,这种书写却又不断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的重要地位。赛氏的＂中国意象＂书写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宏观与微观、严肃与想象的小说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方式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位世界公民所坚持的多元对话和沟通思想,并能从中体会她对中国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切关注。     

文学虚构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虚构很不重视,有关研究停留在皮层的理解和阐释上,或者认为虚构只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或者只是文学的审美特征。实际上虚构乃是文学的本体之存在,是文学区别于历史、传记、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意识形态的"核心性质"。虚构表现在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文学文本言语方面。文学的虚构是通过文学文本言语体现出来的,文学文本言语也是虚构的,文学不是生活事实,而是话语事实,话语事实并不是生活事实本身。     

苏轼“雌黄史迹”说献疑

后人对苏轼的史论文章一向颇具微词，如梁启超就直斥其“雌黄史迹”。苏轼史论确有重立意而轻史实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史论写作是不知历史本相的任意雌黄。苏轼的写作方式既非随意扭曲，更非无知所致，而是有意所为，其实质是一种虚构行为。这种虚构使其史论成为横跨历史与文学的文体形式，且其文学性更胜历史性，因此宜将苏轼此类作品归入文学范畴而非历史，这样有助于对其做出更为准确、合理的评价。     

作为虚构的意识形态的文学

由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生成和发展的特殊境况,致使我们的文学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对文学虚构性的追问。虚构“不是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的特点,说明文学活动是在价值关系的基础上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和批判。文学虚构活动的复杂机制要求文学研究走出审美关系,进入更为宽广的人生领域。强调这些不是否认文学的价值和文学活动的意义,而是对文学价值的重新思考。     

文学诠释与罗伯-格里耶诠释——答《如何理解罗伯-格里耶——兼与张唯嘉教授商榷》

文学诠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其本质并非重构或复制“作者意图”。罗伯-格里耶的“形式本体论”有其理论缺陷，不能成为诠释罗伯-格里耶小说文本的金科玉律。小说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悖谬关系：小说只能是现实主义的，也同样顽固地是非现实主义的。我们可以从自称为“书记”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文本中解读出“虚构”和非现实，亦可从强调“虚构”的罗伯-格里耶的小说文本中解读出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现实。     

向虚构文学挑战——关于纪实文学的一点思考

在既有文学的历史中 ,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的地位不相匹敌。在传统文论的“文学”概念中 ,纪实文学也处于缺席状态。纪实文学在文学理论中的“归位”应首先从“叙事”着手 ,即遵从故事、本文和叙述三要素优先的原则 ,然后才是“虚构”与“纪实”之分。纪实文学作为“叙事纪实文学”,与“叙事虚构文学”相比 ,最能体现“摹仿—再现”的美学精神。其三种主要文体的相对年轻性 ,则孕育或已表现出非凡的活力     

《公众的怒火》:后现代神话与元小说

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罗伯特·库弗在他的小说《公众的怒火》中,将事实与虚构有机地交织在一起,将历史神话化,编造了一个当代神话,以虚构的文本揭示了历史的真实;运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戏仿小说这一形式和叙事本身,把历史事件转变为被称之为小说的语言体系,在构筑小说幻象的同时又揭露这种幻象,使读者意识到它远不是现实生活的摹本,而只是作家编撰的故事,从而导致了传统小说及其叙事在形式上和语言上的解体。这两种艺术形式揭示:像虚构的小说文本一样,历史与现实也是虚构的,也是人工制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