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民自治背景下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协调

论村民自治背景下党组织与自治组织的协调徐勇自１９８７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以来，村民自治便成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机制之一。而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沿续并居主导地位的党组织和直接民主基础上产生的村民自治...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度牒制度与清前期社会制度变迁

清入关前即已实行度牒制度,康熙初限制寺观及僧道数量,雍正时期,放松对僧道管理,度牒失去效力.乾隆初恢复度牒制度,乾隆三十九年,正式废止度牒制度,从此僧道身份与政府干预脱节.清前期度牒制度着眼于社会治理,而非宗教规范.度牒制度在清代之废止,是明清帝制框架下民间社会自由生活秩序之逐步发展,佛、道教与其他民间信仰乃至普遍日常生活习俗融和,僧道成为大量普通人生存出路,政府对社会控制放松的结果.乾隆帝复、废度牒制度之转变,反映出其现实主义的政治策略思想.     

村社治理-自治的组织建构和制度创新——以浙江农村为例的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

村社治理与自治的关系结构,意在寻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乡政村治的事理结构模式,它是近代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沿革和制度演进的最本质的议题和最核心的纲领,是村社政治民主、经济运行和社会管理发展的制动力量.本文以浙江村社治理自治的发展为例,展示村社组织从家族自治到组织村民自治,从单一功能到多元复合功能,从自力到政府、社会和个人合力的功能性转变,重点提出村社选举、村社发展参与和管理参与的组织制度安排思路.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村民自治的深化:权利保障与社区重建--新世纪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走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村民自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愈来愈深入农村的实际生活中。它已不仅仅是国家治理乡村的一种制度,而且正在内化为国家法律赋予农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村民自治的深化要围绕农民的自治权利建构相应的保障和社会救济机制,以避免村民自治权利被悬空。同时,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是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这一平台的构建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组织、财政、文化和社会资源。为此需要根据现阶段社会化小生产的特性,以市场化民主化为导向重建乡村社区。因此,村民自治深化的趋向,一是从组织重建到权利保障,二是从乡村改造到社区重建。     

论中国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形式，实行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实践表明，村民自治制度顺应了时代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代表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人权事业的发展方向，促进了农村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性质功能、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作用效果等的探讨，揭示了这一改革形式理论与实践价值，回答了现实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对进一步搞好这一制度建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原则思路。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以科举制为线索

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日本私营企业治理的动态演进及其启示

日本特有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与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共同决定了日本私营企业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过程中制度变迁、权力结构调整与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内在关系的分析,探究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的机制,并结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企业治理转型中职能定位、资源能力与治理环境的匹配.     

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与土地分利集团的崛起——以浙北D镇为考察对象

村组织是体制性宅基地治理单位,其与宅基地资源治理单位边界的不重合,埋下了宅基地取得过程中权力寻租的萌芽.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带来宅基地强财产属性;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存在瑕疵,乡镇一级具有强烈的地利谋取冲动,宅基地有偿取得成为乡村治理主线.乡村组织与富裕阶层结成土地分利集团,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利秩序.这带来村庄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挤压了中下层村民的居住权益.无权者为争取生存尊严"出气"式维权,带来了乡村的再政治化及深刻的治理危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决策应正视和保障大众的居住利益.     

对宗教组织之信任的探索性研究——以上海数据为例

本文利用上海市的调查数据,从宗教归属、人口学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和其他机构信任等方面对宗教组织信任进行分析,了解人们对宗教组织信任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回应。结果显示,与对其它机构的信任相比,民众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宗教归属、社会信任、组织参与和对世俗机构的信任对宗教组织信任的影响最大;阶层、社会参与也有一定的影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等无影响。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世俗化及逆世俗化范式的对立其实蕴含着更大的连续性,即如何理解宗教多元主义背后的诸神之争,总的来说,韦伯之后那些解释宗教变迁的理论范式均未突破韦伯对宗教的比较研究范畴,难以在当前复杂而多元的文化环境下为个人提供总体指导,但是二者共同揭露了诸神之争条件下西方宗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交互作用所促成的理性化的动力机制,即西方宗教维护自身价值理性的方式从中世纪教会主导的政治性垄断过渡到现代性条件下宗教多元主义的市场化竞争。     

宗教信仰选择：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

本文在回顾归纳国外宗教经济学相关理论和经验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供给-需求”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既有宗教经济学理论主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信仰选择的作用机制。宗教市场理论从供给出发,认为宗教市场结构是宗教信仰的重要决定因素;宗教社会资本理论、宗教家庭生产模型、宗教人力资本模型和宗教事后保障模型则从需求角度出发,分别强调社会网络的人际依恋、宗教参与的机会成本、宗教产品的生产效率和宗教组织的公共物品供给因素等在宗教信仰选择方面发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宗教信仰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引入宗教经济学视野一方面能为考察分析当今中国宗教信仰现状及推动其理论发展带来相应的契机,另一方面应考虑中国与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特殊性,对该视野的运用要有所甄别。     

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试论把握“信念”概念对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苏北望村基督徒因病信教现象的考察,关注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演变。用"信念"来把握农民"信"的起点心理,它蕴含了个体面临生命困境时寻求宗教帮助并对之赋以期许的自然心态和家庭伦理。"信念"的宗教建构、"信念"的情感嵌入以及"信仰"要求三个宗教操演环节促使个体心理的由俗入圣。基于原有病型及其疗效基础上的个体与宗教间的互动,信徒发生了信念坍塌、信念过渡和信仰升级三种类型的心理分化。"信念"操演与分化构成了农民宗教心理演变的机理,也形塑了农民的信仰方式。文章进一步探讨"信念"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实践中的个体宗教心理、宗教皈信、宗教复兴等议题所具有的启发。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Religion and Giving in Australia

This article draws on a household survey of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undertaken as part of the Giving Australia proje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giving behaviour of adult Australians. We find that peopl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having a religion are more likely to give and to give more on average than people who do not but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produced by a subset of this group; namely, people who regularly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Indeed, the likelihood of giving and average amounts given by givers over a year increase with levels of attendance at religious services. The relationship holds even after allowing for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ikelihood of a person giving and the amount given. It also holds for giving to nonreligious causes (ie when giving to religion is omitted). However, when we also omit giving to charities and look at giving to civic causes alone we fi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attendance at religious services has an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giving. A suggestion in overseas literature that it is participation in religious groups, rather than attendance at religious services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giving is not supported.     

Religion and Giving in Australia

This article draws on a household survey of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undertaken as part of the Giving Australia proje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the giving behaviour of adult Australians. We find that people who identify themselves as having a religion are more likely to give and to give more on average than people who do not but that this relationship is produced by a subset of this group; namely, people who regularly attend religious services. Indeed, the likelihood of giving and average amounts given by givers over a year increase with levels of attendance at religious services. The relationship holds even after allowing for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likelihood of a person giving and the amount given. It also holds for giving to nonreligious causes (ie when giving to religion is omitted). However, when we also omit giving to charities and look at giving to civic causes alone we fi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attendance at religious services has an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giving. A suggestion in overseas literature that it is participation in religious groups, rather than attendance at religious services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giving is not supported.     

SPECIAL ISSUE： RELIGION AND SOCIETY：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Beyond exclusive religions： challenges fo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in China

中国宗教的快速发展及相关研究将有可能重塑宗教社会学的边界。由于过分强调对排他性宗教的研究,宗教社会学一度被称为“基督宗教社会学”。然而,非排他性宗教主导的中国社会却对此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其提供了发展机遇。在微观层面上,非排他性宗教的普遍存在对植根于西方社会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改宗”和“委身”——构成了挑战。在组织层面上,它挑战着“教派-教会”理论,提醒我们要对非科层化的宗教组织给予关注。在市场层面上,社会学家可以考察非排他性宗教何以在中国宗教兴盛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