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战前日本文官官僚制度特征

战后日本的官僚制度虽然是在战前日本的官僚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官僚体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历史传承上的必然联系。但战前日本的官僚制度与战后日本的官僚体系相比较，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或不同就构成了战前日本官僚制度的特征或特点。     

控制权理论视角下的教育考试评分标准变异：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为例

已有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侧重对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委托方和管理方的分析。本文在控制权理论视角下，以甲省新高考历史学科评卷过程中的评分标准变异现象为个案，分析不稳定公共组织过程中的治理模式以及委托方、管理方与代理方的三方博弈。研究发现，尽管该类型的治理模式接近高度关联型模式，但三方不属于同一官僚组织体系，缺乏行政约束，增加了谈判与博弈的不确定性。其影响有二：第一，委托方与管理方存在目标设定分歧，导致委托方在掌握激励分配权的前提下，分割检查验收权，保持对政策执行过程的任意干预能力；第二，代理方的行为偏好得到委托方与管理方的反馈，形成相应的调节机制，对委托方和管理方产生逆向影响，使三方对政策执行的理解渐趋一致，从而导致评分标准发生变异。     

统治风险与胥吏人事：官吏分途现象形成与持续的政治逻辑分析

本文试图论证，官吏分途从治理逻辑来看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安排，其形成与持续主要是政治逻辑支配的结果。古代中国一直存在着朋党与官僚贵族化等官僚人事风险，导致统治者的人事权力受到侵蚀，危及统治基础。胥吏人事制度涉及各级政府如何安排僚属的问题，因而与上述官僚人事风险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官吏分途的形成是东汉以来官僚贵族化的结果，贵族与庶族的社会身份差异影响了正式官制的设置，造成官与吏在来源人群、等级地位与道德评价上的全面分途。官吏分途的持续则与后世统治者对官僚人事风险的防范有关。胥吏人事的合理化需要重新引入政治上风险巨大的辟署制，统治者宁愿忍受官吏分途导致的治理弊病也不愿变革。本文的研究拓展了“风险论”的视野，揭示了此前较少为人关注的官僚人事风险及其对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统治风险在当代依然部分存在，也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关注重视，并着手防范整治。     

温和的威权主义、收入分配平等与国家治理——日本的案例分析

日本战后初期的大规模制度转型,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温和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下,自民党与官僚长期结盟,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官僚的二元治理机制。不仅如此,战后日本致力于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决定了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目标。而且在工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过程中,超越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利益均沾。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和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降低了国家治理成本,从而取得了在发展与公平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治理绩效。     

技术自主性与国家形塑: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研究的政治脉络及其想象

技术治理进入国家视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研究先后拓展和增加了专家治国、技术官僚、信息技术和微观政治等概念，并分化为两个研究维度：一是一以贯之的国家如何以“技术性方式”进行治理；二是由“信息技术在政府应用”这一研究分支发展而来，分析国家如何将新技术手段引入治理。其中，前者是技术治理概念的逻辑起点，本文从这一起点展开分析国家与技术治理的关系，试图还原技术治理的本来面貌。基于技术治理具有自身发展和运作的自主性，国家与技术治理关系呈现三种基本形态：“吸纳”状态下国家对“可控”技术治理的应用、“扩散”状态下国家对“自主”技术治理的干预和“分途”状态下国家对“失控”技术治理的监管。最后，本文还进一步提出“超越技术治理”的两种路径构想，由此系统呈现了国家与技术治理相互形塑的整体图景，为技术治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反思与关注的视角。     

低制度化治理与非正式制度——对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一个难题的考察

治理的制度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制度化是制度形成、制度(价值)认同和制度践行的连续过程,可以从制度的成型化、制度的认同和执行情况、对反制度行为的处罚等几个方面衡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总体上日益制度化。但在转型时期,由于一些领域的利益关系还没有理顺,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利益结构,因此这些领域的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这种制度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大量运用各种组织性非正式规则(制度)实现其利益,影响了治理的制度化和绩效。组织的非正式制度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理论的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为新制度主义关于非正式制度及其作用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事实和理论发现。     

为什么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存在差异 ——一项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城市比较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运动联盟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比较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城市跨小区的业主组织联盟形态,提出一个基于治理结构与政治机会（威胁）的比较分析框架来理解两个城市业主组织联盟形态的差异。研究发现,与广州相比,上海的物业管理制度更加完善,基层治理组织架构也更加健全,体制内支持者相对缺乏,从而降低了社会冲突发生以及冲突激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的可能性。考虑到都市抗争的反应性特征以及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和利益表达双重功能,都市抗争研究应该具体分析行动限制的制度根源、国家在预防社会抗争出现以及在抗争过程中的多重角色。     

通往善制之路——互补系统论视野下中国治理制度的探索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系统治理注重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的系统整体顶层设计,将治理体系看作一整套系统完备、相互关联的制度体系,注重组织目的、发展理念与制度建设的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中国之治是以构建系统完备制度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系统治理。中国治理以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为组织目的引领制度建设,制度主线贯穿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协同并进的理念为国家意志指导制度变革,以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推进制度创新,通过系统善制实现系统善治。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对一段乡村历史的分层解读

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批判法理学在中国的兴起

批判法理学的迅速崛起是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於兴中、冯象和强世功是中国批判法理学思潮的发动者和推动者.於兴中运用文明秩序理论批判一元的法律文明秩序和国家法制主义,并提出社会理论与法之研究的种种面相.冯象则从宗教和伦理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法体制和法治意识形态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判.强世功将新中国形成的法律传统概括为法律的治理化传统,并主张中国的法理学应该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批判法理学致力于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法治和法理学传统,力图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的法治和法理学提出一幅理想的图景.     

论中国近代民权的思想特性

中国近代民权是由西方民主权利思想转化而来的本土化思想形态,是与专制权力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是论证近代权力与权利的正当性的革命话语。它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中蜕变出来,有选择地借鉴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扬弃了西方各种政治学说的适用成分但又有别于西方民主观,具有自身的思想特性。它含义复杂,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有不同的所指。它与民本、民主、人权、自由等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工具性、集体性和激进性是中国近代民权在社会功能上的特性。     

晚清科举中的矛盾现象及分析——谈科举考试的社会功能

1905年,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一百多年来,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以置身事外的身份和历史社会学的眼光看得更为深刻和系统。近年来,重新认识科举的呼声在壮大。本文将科举制度与晚清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着重阐述清代社会危机下的科举制度所呈现出的矛盾现象,并以此为分析对象,探讨清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及科举制度在这种变动之中体现出的社会功能,即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中国,由人口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危机中,科举制度的存在成为缓和与转嫁这种危机的关键,发挥了强劲的社会调和的功能,进而使中国社会的稳定得到维持。     

连带式制衡：基层组织权力的运作机制

本文揭示了中国基层组织在非正式或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内在机制及其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部分外部条件和压力,具有普遍性的半正式治理实践中的村级组织权力的运作则根植于乡土社会。乡村治理中,村组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主要通过利益和情感等连带方式来规制村民,以完成其治理目标,村民同样也将其需要履行的各种义务与应该享受的各项权利捆绑连带,并主要以责任连带的方式对村组干部实行反制。正是这种治理中双向的连带关系使得干群之间的权利义务达到总体平衡,并保证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形成,笔者将其归结为“连带式制衡”。乡土社会的不规则或规则的多元化是连带式制衡的社会基础,与西方有所差异的中国农民的“捆绑式的权利义务观”则构成了基层组织权力运作的价值基础,两者共同支撑使得“连带式制衡”成为基层组织权力的常规化运作机制。     

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城市社区中的制度、组织与价值

社会资本和社区、社区治理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城市社区面临的很多问题都与社会资本的缺失或下降有关,集中体现在社区空间、社区组织和社区文化层面上的社区社会资本。因此,城市社区社会资本要培育作为制度空间的社区公民社会、作为组织资源的社区民间组织、作为价值机制的信任、规范、互惠等社区公民文化,发挥居民、社区各社会组织、政府行政组织以及社区文化价值的功能,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的共治、善治和长治。     

Reforming form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India and Sri Lank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orm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f India and Sri Lanka. While many of the social,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differ markedly between the countries, the structure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challenges, and reform directions are quite similar. Thus, the provident fund organizations in both countries need to modernize and benchmark their governance, operations, and investment policies. The dualism in their systems, which has resulted in relatively generous non–contributory pensions being provided to civil servants, also needs to be addressed. This dualism and the fiscal unsustainability of current civil service pension arrangements lend urgency to reforms in this area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prospects for voluntary tax–advantaged private sector schemes are encouraging, particularly in India. The conditions for reforms are more favourable now owing to hopeful signs of an end to longstanding conflict in Sri Lanka, and decade–long experience with financial sector reforms in India.     

村庄善治：一种新型民主合作体制的建立

目前,我国村庄治理中面临着“两委矛盾”、村委与村民矛盾以及乡村矛盾的多重困境,从而使村庄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其主要原因是村庄治理中的体制不合理、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传统政治文化惯性与村民的公民意识欠缺。因此,发展草根组织,使村庄向理性公民社会靠拢,从而建立一种以草根组织为纽带的草根组织、村“两委”以及乡镇政权组织的民主合作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村治困境的解决,以期实现村庄善治。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互联网发展与治理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加强对公权力行使的高效监督与约束,有利于促进私权利的快速发展与实现。但互联网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诸如网络暴力横行,单边、不良和垃圾信息泛滥,个人信息资料遭泄露,大肆侵犯著作权,滋生网络无政府主义等问题,均不利于互联网本身的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因而有必要加强对互联网的治理。而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政府与民间互动,全球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协作,技术手段与规范手段并举,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