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     

城市社区异质性与邻里社会资本研究

我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加深了社区人口的异质性,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将对城市邻里的社会资本产生重大影响。关于社区内部异质性对邻里社会资本的作用,国内外学者看法不一。在剖析争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分类研究框架,认为社区内部异质性对两种性质的社会资本具有不同的影响。社区内部异质性的增大会抑制整合性的社会资本,但有可能促进链合性的社会资本。     

社会化媒体时代的政治参与不平等:强化抑或均衡

数字不平等研究需要超越互联网使用频率和技能等关注维度,聚焦分析在线政治参与不平等。对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样本的分析发现,在线政治参与可分为网络政治表达与在线资源链接行动,且它们具有不同的影响因素。其中,网络政治表达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大学生的家庭经济地位,而在线资源链接行动的积极性与大学生的培养层次、发展效能感均呈现出负向关系。这些发现表明,取决于在线政治参与的形式,社会化媒体的发展既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线下政治参与的状况,同时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新的参与渠道,扮演了均衡器的角色。此外,成长于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大学生网民尚未充分利用互联网来表达政治或获取支持。     

互联网与业主集体抗争:一项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它在集体抗争的动员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呈现。然而,关于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之间关系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中国都市集体抗争研究领域中更是如此。现有研究往往采用个人层面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或者利用个案资料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具有内在的局限,难以系统地直接检验互联网与集体抗争事件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较为系统地比较了来自上海的15个案例,结果发现在线业主论坛确实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这一发现揭示了互联网作为动员手段的巨大潜力。     

维权情境中的自发性认知解放——以业主积极分子的权利意识的演进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业主维权情景中行动者的认知过程。作者提出了理解主观认知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权利内容即财产权抑或自治权、权利性质即反应性抑或进取性两个维度,对业主权利意识进行类型学划分。对微博的分析呈现了近年来业主积极分子权利意识的分布和演变状况;访谈结果则显示积极分子对权利意识的认知解放是一个自发、互动的过程,而且抗争面临的阻力促进相似抗争的连结,社会化媒体为类似抗争的串联提供了平台,推动了认知解放过程。本文阐明了在中国情境下框架化和认知解放过程的自发性和互动性,同时指出未来的研究应该从以事件为中心的案例分析转向以议题为核心的抗议事件族的分析。     

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基于多层次数据的分析

“社会资本的后果”是社会资本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倾向于认为,中国城市社区中的集体性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都具有多个维度,两者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基于2006-2007年在上海收集的调查数据,本研究使用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集体性社会资本对三种类型的社区参与（抗议型、体制化与公共型参与）的影响。统计结果证实了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之间复杂的联系。此外,对多层次模型的方差成份分析发现,社区社会资本可以解释60%或更多的社区间的差异。这说明,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不仅取决于居民的个人特征,还取决于居民所在的社区特征。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微博空间组织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以环保NGO为例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索微博空间中环保非政府组织间关注/认同关系网的结构,并结合组织间网络、社会运动联盟、互联网研究文献以及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来探究网络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间存在紧密的虚拟联系。统计分析显示,组织间虚拟关系受网络自组织机制、组织资源、合适性原则（注册状态）、同质性原则（离线关系、地理位置、关注领域）和微博使用活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资源发挥“信号”功能,是组织可信赖性的基础,资源未知者不容易被关注/认同。对于资源已知者而言,资源匮乏者更积极利用微博平台。未注册组织主动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注册组织则避免与未注册组织建立关系。具有线下合作关系或处于同一省份的组织之间更可能建立关注和认同关系,但活动领域仅对认同关系具有影响。微博使用活跃程度也对组织间关系具有正向的影响。     

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一项基于上网活动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多面向的关系。到目前为止尚未得到一个普遍的结论,这与现有研究中对网络活动的性质涉及较少有关。因此,需要对上网活动进行分类,分别分析不同类型的上网活动,才能准确地揭示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对上海的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即时通讯等人际沟通活动有助于维系较大规模的朋友网络;虚拟社区参与行为则有助于培育和维系虚拟社会关系,并且虚拟社区参与行为与虚拟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功能具有密切的关系,总体的研究结果与"社会补偿效应"观点较为一致。     

网络场域、文化认同与劳工关注社群:基于话题模型与社群侦测的大数据分析

基于“网络与文化”和关系社会学的理论，本文指出网络场域与所沟通的文化内容之间存在互构关系。本文使用话题模型分析了关注劳工议题的用户所发布的51 288条博文，结果显示，劳工话题大致涉及以下几方面：文化与公益、工人的困境与问题、维权行动与工人组织、制度与劳工权。对用户间互动模式的社群侦测揭示了5个主要社群，结合社群关注的议题，作者将其称为：工人家园社群、工人维权社群、工人文化社群、劳工制度关注社群、工人权益关注社群。本文进一步指出劳工研究领域的两个新趋势：（1）随着新生代工人群体的壮大，工人文化与城市融入等议题受到较多关注；（2）微博促进研究者与劳工组织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后者从制度层面反思工人的境况。最后，本文讨论了大数据分析在网络文化与社会心态研究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