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亮耕的诗艺与诗论

吕亮耕重视诗的艺术技巧，却不赞同“唯技巧论”。他的诗作，意象鲜明、生动、丰富；语言清新、洗炼；他不但是在诗坛上不断地探索诗艺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少有的诗论家。他的诗论主张体现在以下几方面：诗歌本质论；诗歌的社会作用与诗人的社会责任论；诗歌语言论；诗歌技巧论；诗歌风格论；诗歌创作论     

李白、杜甫论诗诗简论

在唐代诗歌文学理论批评园地里,论诗诗是一种别具新貌而意义独特的诗评样式。李白与杜甫的论诗诗堪称代表。他们都极其敬慕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与“风骨”之作,都有很深的《风》《骚》情结,认真汲取六朝优秀诗人的创作经验,推崇清新自然与雄健俊逸的诗歌风格。然而,在具体对待齐梁文学的态度上,较之于李白,杜甫的是非观更明确,接受之方法更辩证,既有“恐与齐梁作后尘”的否定,又有“清词丽句必为邻”的肯定。在讲究诗歌的“传神”论、“声律”论等方面,杜甫也有突出的贡献。杜甫创造的论诗绝句组诗体式,影响后世颇为深远。     

关于“国风”译文的体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基础,《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此,《诗经》又是诗人们倡导学习的范本。但是,《诗经》译文的体例却出现了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国风”的翻译上。 蓝菊荪倡导以诗歌的形式再现“国风”。他在《诗经国风今译》中说:“译诗除了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外,最主要还得保存原作的风格形式,即是译作读起来要是诗,要是完美的诗,要有原作的风格形式,有读原作同等的感受;而决不是普通散文和白话解说。”杨任之在《诗经今译今注》中也提倡采取“写诗的写作方法,以求在译文上尽力做到信、达、雅。”这种主张也是针对一些译文只是原文的解释文章,缺少诗歌的特点,读起来味同嚼     

论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的诗学观

在宋代诗歌批评史上,北宋诗歌评论家张表臣的诗学观占有一席之地。《珊瑚钩诗话》是张表臣的代表作,他结合多位诗人的诗歌作品和事迹,论述了其基本诗学观。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就“诗能穷人”提出异议,认为诗人创作成败的关键不在于外在的“穷”或“达”的境遇,而在于诗人内在的创作天赋,即“能诗与不能诗”;张表臣提出,创作应祖述前人,但又必须创新,而创新的首要问题在于立意,次则须炼句、炼字;张表臣强调,诗歌的风格追求应以含蓄天成、平夷恬淡为上,反对支离破碎、怪险蹶趋。在《珊瑚钩诗话》中,张表臣还对一些文体、作家、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海陵王完颜亮诗歌的语言特色及其价值

完颜亮作为金代杰出的女真族诗人,所作笔力雄健,气象恢宏,浩气薄天,语言粗犷豪放,清新婉丽,语言别具一格,风貌独特。他的诗歌写作技法较为粗糙,所以其风格直率朴实,雄健踔厉,立意高远不凡,艺术表现上的朴陋,表明女真贵族忙于战争,濡染汉文化未深的本真形态;是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碰撞的结晶。     

《诗经·周南》言情诗艺术探微

《关雎》: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册,第229页)打开《诗经》,第一首诗就是爱情诗歌《关睢》,它以明朗、清新的格调,显示了特有的艺术风采。然而,关于诗的主旨,历来却解说纷纭。《毛诗序》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鲁     

简论范成大景物诗的表现手法

范成大诗歌的创作风格,前人多评述为“清新妩媚”、“奔逸隽伟”(杨万里《石湖诗序》)、“取境雅瘦,力排丰缛,然气韵自腴,故高峭而不寒俭”(陈衍《宋十五家诗选》)、“声调自好,然而浮声多于切响矣。”(《瀛奎律髓刊误》)其实,在范成大现存的一千九百一十六首诗歌中,尤其在大量的景物诗中,委婉含蓄的表现形式也是他诗歌创作中不容忽视的特点。这一点,《四库提要》中虽有论述:“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自为一     

让孩子在诗歌的原野上自由舞蹈

诗歌是什么？诗是羽化的灵魂,诗是心灵的独自,诗是精神的宣示。诗歌是语言与精神的合契,诗歌是诗人眼中之世界与现实之世界碰撞的灵光一现。正如著名学者朱光潜在《诗论》中所说：“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又浸润渗透着作者的性格和情趣,它与实际人生世相的关系妙在不即不离。”同时,诗歌又是一种“形”与“质”的统一。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诗的定义可以说是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的情绪中的意境。”     

论杜运燮20世纪40年代的轻松诗

杜运燮与穆旦、郑敏并称为“联大三星”,他们的创作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代表。杜运燮以其特有的幽默与智性从对现实生活的观照中解析生命的处境及意义而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这样的风格集中体现在他的轻松诗创作中。他的轻松诗是对以奥登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的继承,是注入了中国现实与诗人个性的独特尝试。     

时少章诗学思想构成论析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歌批评家 ,他对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有其独到的见解 ;在推崇盛唐诗歌整体精神风貌的同时 ,肯定中晚唐诗人的个体风格特色 ;既激赏盛唐诗歌 ,也不排斥清新流丽、精巧别致的作品 ;注重师承 ,但更强调独创 ;主张以精品立足 ,认为只有呕心沥血的精邃之作才会流传后世 ,与日月同辉     

论《蒲褐山房诗话》中的诗学观念

王昶是清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师从沈德潜,是清代格调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被称为清代格调派副将.他在诗文方面颇有成就,其《湖海诗传》所选诗歌可与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相承接.《蒲褐山房诗话》是其诗集中为诗人写的小传的集合,反映了他的诗学思想.概而述之,他的诗学思想大致包括诗歌内容要有风雅之旨,语言要清新典雅,意境要高远恬淡几个方面.     

《正是春天》中的陌生化及春神“潘”的意象

E.E.卡明斯是20世纪美国现代实验派诗歌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其诗歌创作行断意连.他独特的建行方法、标新立异的模式和风格使他成为视觉诗的代表,他所创作的诗歌具有“画诗”的美誉.本文将依据陌生化和神话原型分析理论深入细致地分析《正是春天》这首诗,充分领略这位标新立异的诗人如何将其立体派绘画思想融入这短短的诗篇之中,利用陌生化原则和神话原型使诗歌呈现出完美的春天图景.     

《琵琶行》赏析

白居易的诗近三千首。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把他众多的篇什,分编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以《新乐府》和《秦中吟》为代表的“讽谕诗”,大多是在他作谏官时写的。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这些诗,或同情劳动人民,或揭露统治阶级,笔锋犀利,尖锐泼辣,往往一针见血,莫不鲜明地表达出诗人的政治态度,是白居易诗歌中的精英。七言歌行体《琵琶行》和另一首著名叙事长诗《长恨歌》被编在《感伤》一类中,也都是白居易很具     

诗与议论——读诗札记

诗歌,用的是形象思维,但这并不排斥诗篇可以有议论;宋代诗歌评论家严羽反对“以议论为诗”,这自然是对的,但这绝不能象明代诗人王世贞所说的那样,诗歌“一涉议论,便是鬼道”(引自胡震亨《唐音癸签》)。 俄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过:“诗歌也进行议论和思考,这是不错的。”     

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

英美意象派是二十世纪西方兴起的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支派。意象派的创始人和前期主将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曾经翻译过我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和王维的诗。他的翻译诗集《中国》(Cathy)于1915年问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是庞德对于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庞德不懂汉语。他之所以能够翻译中国古诗,得助于他本人的诗歌风格。1913年,已故东方学家欧纳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 osa,1853—1908)的寡妻在《诗歌》(Poetry)杂志上看到庞德的诗,觉得他的     

爱德华·泰勒宗教诗艺术管窥

爱德华·泰勒被称为是一位“旷野巴罗克”诗人.他的诗歌闪烁着宗教思想和诗歌艺术的光芒.他模仿邓恩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玄学派宗教诗人,将神学思想深藏于日常话语之中,用奇喻、双关、悖论等修辞手法,让诗篇充满喜乐与惊奇.《上帝的决心》和《沉思集》是泰勒的代表性诗歌作品,充分体现了诗人将貌似简单的旷野意象与严肃深邃的宗教主题相互融合的独特的“旷野巴罗克”诗歌创作风格.     

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

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高涨,尤以政局稳定、文化承平的北宋中后期为最。折射在诗歌中,即是诗中突出的自我意识。在宋诗代表人物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笔下,诗中之“我”都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其中自我意识最强者当推苏轼。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他的诗歌文本中有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诗歌自称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在苏轼诗中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的情况下,苏轼作为性格丰富的地方官长和幽绝之地的幽囚之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二是苏轼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宋代以号自称的文化潮流,表现出士大夫以第三人称的“他者”视野完成自我的检视,从而追求社会的认同。与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其他士大夫相比,苏轼在自我检视中有着深刻的反省意识,这在宋代士大夫身上是十分罕见的。     

黄山谷的人格与诗歌风格

黄山谷的人格令人钦佩,早已成定论;黄山谷的诗歌风格后人却毁誉不一。称道者谓其“清新奇峭,颇道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奇而有法”。指摘者则调其“有奇无妙”。张巨山曾说,“山谷酷学少陵,雄健大过,遂流而入于险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语耳。”。按理说,诗是“诗人人格创造的表现”,“风格即人”。那么,同是黄山谷,怎么人格评价与诗歌风格评价,竟会相距这样远呢?本文不揣浅陋,试就山谷的人格与风格作些分析。     

诗歌大众化的旗手:蒲风

诗人蒲风向来重视诗歌理论研究,他认为一个诗人不应该漠视诗的理论学习,而且“要想真正做个时代的诗人,他更加不能不有借重诗歌理论的帮助”(《抗战诗歌讲话·写在前面》)。强调要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诗人就必须“借重诗歌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是蒲风一贯的创作思想。艾青讲过“每个诗人有他自己的一个诗神——”,那么蒲风的诗神是带着“诗歌大众化”的响亮口号,勇猛地走进劳苦大众和战争中去了。在     

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

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末年的一位伟大诗人。他的诗歌以真挚、自然、平淡的艺术风格被后人交口称赞。钟嵘在《诗品》中称陶诗“笃意真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陶诗“质而自然”,胡应麟在《诗薮》中称陶诗为“开千古平淡之宗”。然而,人们皆知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而且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隐士。正因为他过着真正的隐逸生活,又是一位大诗人,所以钟嵘在《诗品》中又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