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 的利益有关”。①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或利益主体,总是会根据自己所处的 地位和生存状态,向执政者或决策者提出相应的利益要求,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当某个集团 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②现 代政治学研究认为,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是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的 重要保证。 胡锦涛同志最近指出:“要加强对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变化的调查研究,深…     

现代性过程与社会学理论的个性--社会互构导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之一

对现代性过程的三个重要阶段上的社会学理论形态--工业化社会的社会学、民主社会与转型社会的社会学、现代性遭遇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学--进行了分析,对社会学理论范域的多变形态进行了探讨.这些讨论所包含的蕴意在于,"现代"是个人和社会经历巨大裂峡的时代,也是个人和社会的共生互构的时代.当代社会学应当有属于自己时代的理论回应.     

关于理解礼物交换中“竞争性”的一个札记

<正>问题的提出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一文开头明确了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即"在后进社会或古式社会中,是什么样的权利与利益规则,导致接受了馈赠就有义务回报?礼物中究竟有什么力量使得受赠者必须回礼?"2借着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莫斯在社会理论、社会学方法论和道德主张三个维度上充分地论述了社会学年鉴学派关于总体性的主张。礼物交换中的总体性首先体现在人们与物之间的混融上。借着物在礼物中的流     

云南藏区属卡制度研究

云南藏区由于其区位上的特殊,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独有的基层社会组织--属卡.属卡制度作为云南藏区的传统社会组织制度,不论是在藏传佛教取得其地区政教统治地位,还是清政府改土归流后,都一直在该地区基层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云南藏区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此制度在组织性质上具有公社性质,因为它具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人口和纳税等方面内容,在功能上具有基层社会控制、解决纠纷、民间规范制定等方面的内容.对其研究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云南藏区作为一个特殊藏区秩序形成的特征.     

民族法学专栏引介

<正>民族法学的研究既要有针对具体问题而做的调研和分析,又要有宏观的理论探讨和研究。本期民族法学专栏所刊发的四篇文章,既有具体问题的研究,又有宏观理论的研究。这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我国当前民族法学研究的发展和进步。《从扶贫资金的分配管窥村落内部秩序生成——以宁夏泾源县某回族村为例》一文通过实地调查,向我们展示了扶贫资金在当前农村社会中的分配规则。文章围绕谁来分、分配的依据和结果这两个基本事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来透视村落政治、利益和秩序生态。文章认为,乡村秩序得以维持和持续稳定的基础,乃是源于这样的模式,即:仰仗权威和利益平衡,辅之以政治色彩的秩序构架。     

迪尔凯姆和韦伯关于"社会"解释范式之比较

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迪尔凯姆和韦伯解释社会所依赖的路径和视角之不同来看待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差异.而笔者认为,尽管迪尔凯姆和韦伯在社会学的整体方法论上迥然不同而导致各自解释"社会"的范式也有明显差异,但他们终因"社会学"的学术范畴走到一起.因此,本文拟在分析二者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沟通二者的桥梁,为避免新时期社会学方法论走向两个极端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思考.     

甜蜜的规训:集体经济村庄中村落秩序的再造

在现代性与乡村地方性的交融中构建出的村落秩序一直都是乡村问题研究关注的焦点。作为村落社会行为主体的乡民,其行动能力一致性的程度成为村庄秩序构建的基础。这就使得对乡民的统一规训与宰制成为村庄秩序构建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集体化村落乡民行为规训手段的描述与分析,探讨村落社会整合与秩序构建的动力机制。从类型学意义上讲,这种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再集体化"乡村社会场景中村落秩序与社会控制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在构筑村落社会秩序时多一些理性的思考与判断。     

青海藏族千百户组织的权力变迁

历史上的藏族千百户制度是朝廷对青海藏族部落头目委以官职而形成的一种基层管理系统,它的性质与士司制度的相同,主要在藏族牧业区实施。千百户制度在青海藏族地区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历代中央政府的治边政策以及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千百户组织是千百户制度的载体,为该制度提供了发生相互关系的结构,将不同地位、角色和利益的个体联合起来,维持了秩序,且形成了更有成效的整体。千百户组织作为藏族社会的组成部分,在青海藏族的历史上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建立后,千百户制度被废除。文章对青海藏族千百户的形成过程、组织结构与权力变迁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考察。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从社会学在中国的近百年学科发展史来看，其中始终蕴涵着一种人类学的传统。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20年的社会学“重建”．这种早年的传统也在新的氛围中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本文拟扼要考察这种学术传统并尝试对其成因略作分析，以求正于各位同行。一、19世纪欧洲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都形成于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使得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问题变得突出而引人注目。于是，社会学“作为从整体上和从发展机制上对社会进行综合具体考察的学科就应社会的这种需要而出现了”…     

少数民族地区农会在培育乡村公民社会进程中的独特意义——对广西壮族聚居山区钦北区新棠镇荔枝协会的调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农会作为市场经济和村民自治发展的产物应运而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公民社会培育中发挥积极作用;如凝聚原子化的村民个人,唤起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以乡村社会组织形式制约基层政权,防范行政权力对村民利益的侵犯.此外,还有助于协调乡村社会关系,化解乡村社会矛盾,促进乡村秩序的稳定和谐,减轻基层政权的压力,并建立起农会自身的权威.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人类学学者如何认识人类

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者的任务 ,说到底都是如何面对人类自己的问题。我们所谓的研究 ,无非是一个如何认识和不断加深认识人类社会的过程。我们可以固执己见地强调 ,这几个学科是如何的不同 ,它们的学科源流、理论方法、目的任务等等有着多么大的区别 ,但从根本上讲 ,它们的功能是一致的 ,即注重从整体上理解和分析人类社会。这几个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进程而传入的学科 ,在中国的学科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过程中 ,一直都是相生相成、高度交融的 ,特别是在认识人类社会的方法上 ,都格外强调“调查研究” ,无论是称之为社会调查、民族调…     

清代的诗歌与东北的民俗

每个民族或地区的人民,都在一定的地域、土地、山川、气候等自然条件下生存与繁衍,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中劳动与斗争,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世代相传的风尚、习俗,即积久相沿的风俗。各个地区或民族的风俗,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各地区或各民族的风俗及其关系的学问,就是民俗学。由于民俗学是民族学、社会学或地方史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民俗学的研究,会有助于民族学,社会学,地方史志的研究。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深厚的文明积淀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中国人在追求社会和谐的道路上奏出了鲜活的乐章。对于多民族的中国来说 ,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命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处理民族问题的社会目标 ,即中国政府希望达到一种怎样的多民族共处模式 ;二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 ,即采用何种手段去达到这一目标。不同时代、地区的政府采用各异的政策来处理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去达到民族和谐的社会目标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本文将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理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中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切合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效果来论述其对于社会和谐的贡献     

论西夏法典中的文书制度

文书是国家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为处理各种事务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效用和格式的文字材料.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文书工作,西夏也不例外.因此,我们利用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对西夏文书发文制度、收文制度、传递制度、管理制度等四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仪式嬗变与妇女角色——元阳县箐口村哈尼族"苦扎扎"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在连续三年对箐口村哈尼族的"苦扎扎"(六月节)仪式的观察基础上,描述了该项仪式的基本内容及其变迁,认为"苦扎扎"仪式在表达祈福消灾意愿时,特别强调社区中个人的生活目的及生存意义必须与有意义的神圣秩序系统相联系.日常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尤其是妇女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的角色变化,已在改变着仪式的某些内容和意义.文章认为,神圣与世俗及社会性别等方面的界限确定及变化都是制度文化建构的结果.制度文化在规约社会行为的同时也为人们在其间能动地进行创造提供了条件.     

女性解放需观念与制度共建

正"观念与制度共谋"是造成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与其重要社会作用不相符合的根本性原因。而观念与制度几乎在女性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无孔不入,从家庭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具体事务到抽象的文化结构,制度与观念形成制约女性的庞然大网,二者共同把女性人为地安置在一个低下的社会位置上,与女性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严重失衡。     

危机化解与秩序重构:侗族传统民居中的洁净诉求

洁净表达不仅仅是一种心理感受,而且是人类对秩序结构的一种追求,以"洁"与"不洁"所构建的分类准则也可以成为判断秩序结构是否良好的一个参考标准。然而,洁净的空间经常面临来自不洁之物有意或无意的威胁,因此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预防或者消解这种威胁也就成为许多民族传统上追求良好秩序结构的一种外显形式。侗族传统民居场域空间内也存在类似的洁净诉求,并且主要通过两种形式——净化与禳解表达出来。虽然两种形式在目的、内涵、仪式过程等方面都有差异,可是它们却共同构成了维持一个完整的洁净民居空间所需的行动策略,体现了侗族对秩序结构的美好愿望。     

作为身体实践的社会记忆——读《社会如何记忆》马红艳·作为身体实践的社会记忆——读《社会如何记忆》

"身体实践"是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这本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是社会学和人类学讨论集体记忆如何保持问题时的一个专有名词.既然存在一种叫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的东西,那么我们通常就会认为,"社会记忆"是人们对"过去"的记忆,无非是通过文字,口碑、仪式和文物来表现,这些都属于传统的"历史"或者"文献"的问题.同时作者也提到了艺人表演时以口耳相传、口传心授来传承社会记忆的方式以及乡村的口述史对于传播社会记忆的重要作用.     

象征交换与人际互动: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行为研究

互惠交换是人类学研究传统中诠释文化规则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侗族传统民居上梁庆典中的互惠交换提供了理解侗族文化特质的新路径,其表征方式就是劳务互惠和礼物互惠.劳务互惠表现出与一般交换不完全相同的三个特征——即时性、延时性和多义性;礼物互惠是一套糅合了“父系法则”与“个人亲疏”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在强化侗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建构出新的人际网络.两种象征性互惠交换在上梁庆典中的有机结合,完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整合,实现了侗族传统社会结构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