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嫁妆的嬗变与传承

嫁妆又称"妆奁"、"添箱",是女子出嫁时娘家为其准备的带到丈夫家去的生活用品,其中以家具尤为突出。土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土家族先民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婚俗中的嫁妆——家具更是琳琅满目,地域性艺术特征     

土家族接亲趣谈

<正>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生产中形成了很多别具一格的风俗习惯。土家族的接亲就别有一番风味。土家族青年男女的婚姻关系确定以后,接下来就是接亲。接亲的日子一般都要请懂得阴阳八卦的人来选定,即所谓良辰吉日,这天成亲,以后就少灾免祸,人丁兴旺,接亲的头几天,男方要托媒人把女方的嫁妆件数打听清楚,好决定抬嫁妆的人数。同时,男方家人还要上山砍一些手腕大的杉树条,剥掉皮,谓之“杆子”,笨重的嫁妆就要用这些     

论冀南手绘门帘的现实意义

手绘门帘是婚姻中女方陪送的嫁妆,从制作到悬挂始终伴随着祈福的美好愿景。过年过节冀南的每个家庭都会把手绘门帘作为一种仪式感很强的庆典符号悬挂出来。它不仅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爱情和婚姻的象征,也是一个家庭幸福美满的标志,更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主体相守终老的见证。     

论冀南手绘门帘的现实意义

手绘门帘是婚姻中女方陪送的嫁妆,从制作到悬挂始终伴随着祈福的美好愿景。过年过节冀南的每个家庭都会把手绘门帘作为一种仪式感很强的庆典符号悬挂出来。它不仅是一个人生命过程中爱情和婚姻的象征,也是一个家庭幸福美满的标志,更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主体相守终老的见证。     

乡村回族婚姻中的聘礼与通婚圈--以宁夏南部单家集村为例

本文以作者在宁夏南部一个回族聚居村单家集所开展的调查为基础,对乡村回族婚姻中的聘礼和通婚圈进行了初步分析。作者认为,如果在研究聘礼的同时留意它与嫁妆之间的互动关系,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补偿、互惠和财产转移等多重经济意义。在嫁娶过程中,男女双方父母的部分财产以实物、现金等形式转移到了新郎和新娘组成的新家庭中,从而为新家庭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宁夏南部乡村回族社区的通婚圈是在地理交通、经济发展水平和亲友网络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建构起来的。     

一出有利于民族团結的好戏——越剧《文成公主》观后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关系之間,唐朝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即今西藏)是一个十分美丽而又很有意义的故事。这段汉藏两族血肉相連的美好姻緣,和与这婚姻有关的文化交流的深远巨大和影响,都神話般地記載在西藏书籍上。桑布扎所著的“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記”和“西藏政教史”的文成公主篇,描述的松贊干布请婚的前前后后,和文成公主的丰盛的嫁妆等等,都比唐書吐蕃传详尽得多。“文成公主”是藏戏中的傳統剧目之一,西藏的民歌中     

尼姑的剃度和受戒

仓宫寺是拉萨最著名的尼姑寺院,到这里修行是不那么容易的。它有一套繁杂的手续和仪轨。这个寺院的住持(堪布)强巴旺母,曾经给我讲起她进寺和受戒的经过。 强巴旺母是一位小官吏的女儿,父亲在布达拉宫管理仓库,收入不多,要供养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不免有点拮据。她看见父母常常为五姐妹的嫁妆发愁,便提出到仓宫寺出家,那时她刚     

雷公山婚俗拾趣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的苗族人的婚俗保持着远古质朴、纯真的格调: 草鞋钱男方家的接亲队伍挑着糯米饭,浩浩荡荡走在月亮地里。进了新娘居住的寨子后,拉开阵势,与寨子里的姑娘们对歌。对到一定时候,新郎溜出歌场,跑到新娘家门口,给新娘递一个暗号。新娘听到后,抱起嫁妆就出来了。见到新娘,姐妹们便停止对歌,簇拥而上,领着新娘踏上路途。出了寨子,所有送新娘的女孩子们就开始争要“草鞋钱”了。“草鞋钱”的数目由姑娘们自己定。起初各说各     

西兰卡普纹样的符号学意蕴

在土家语里,“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即土家人的花铺盖。它是土家族婚俗中的主要嫁妆,也是女家经济地位的标志和体现姑娘“价值”的重要标记。而西兰卡普的纹样,也逐渐成为土家人相互认同的符号形式,承载着民俗文化意蕴。     

色达牧区的嫁妆和聘礼——川西藏族牧区的人类学专题调查之一

结婚送礼是世界上许多民族所共有的一种习俗。在我国,男女订婚或结婚时,男家向女家送的货币或财物就叫聘礼,有时又叫彩礼或财礼。在人类学的书本上,有时用聘金(bride wealth)这个词来界定新郎或其亲属送给新娘本人及其亲属的作为礼品的钱财或物品。与此相反,嫁妆(dowry)则是女子出嫁时从娘家带去的各种物品或货币。     

西夏开国人口考论

本文在认真研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对西夏开国人口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和论述 ,认为由于史料采信等原因 ,以往研究与历史事实多有出入 ,存在不少问题。文章进而指出 ,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决定了西夏自建国伊始即是一个“土地有限 ,人民有数”的地方性民族割据政权 ,其开国兵力不过 30余万 ,人口总数则仅及百万     

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国内外已经有许多学者论及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本文认为,矛盾冲突并非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固有属性和全部内容。文章从辨析认同的基本特性入手,分别考察了个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以及族群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说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长期共存的事实及其含义。     

明代蒙古的黄毛与红帽兀良哈

兀良哈是明代蒙古的一个重要部落。本文对 2 0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做了述评 ,认为对兀良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同时 ,进一步对漠北兀良哈的分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指出以往有的研究将漠北兀良哈只当成由守卫不儿罕山成吉思汗葬地的兀良哈千户发展而来观点 ,是不全面的 ,其居地和组成应当更为宽广 ;又根据史料和前人研究 ,对漠北和漠西北黄毛兀良哈及红帽兀良哈的分布、其体质人类学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     

《清真释疑》研究

金天柱是清初回族学者,曾在清翰林院任教习,期间著述《清真释疑》一部。与明末清初其他“回儒”们相比,在同儒家的关系问题和对待释道的态度上,金天柱有其独特之处,但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他唯一的传世之作也鲜有学者关注。本人在马来西亚攻读博士期间,选择《清真释疑》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了研究,并译成英文,现将部分研究成果加以整理...     

当代中国的音乐及社会差序——京剧票友会与摇滚乐队“派对”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探讨当代中国的两种音乐活动形式——京剧票友会以及摇滚乐队派对。这两种音乐形式虽然在风格上截然不同,但是两种社团在结构上却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这两种活动形式基本上都具有我们所称之为＂为位＂（positioning）的行为,参与者由此在音乐活动中找到他们各自的位置。而且,两种活动形式都涉及到＂外来者的融入＂（outsider integration）,即允许陌生人的参与并在活动中找到他们的位置。     

阿怒人的国家认同研究——基于音乐文化的视角

综观当下学界有关族群的国家认同研究,大多从族群与国家关系的互动视角来探讨,而鲜有通过全面探析族群音乐文化事项来诠释国家认同问题。本文基于对世居云南最西北、怒江的上游腹地——云南省贡山县阿怒人的实证调察,通过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事项,分析根植于阿怒人族性中的国家认同意识,以期在学术上增添一个解读国家认同的视角,并为探寻民族与国家何以和谐共生的问题提供一点思考。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研究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十二五”及以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有高速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在发展质量上的增长。本文从发展质量的界定开始,认为发展质量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概念,包括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卫生保健、教育、居住条件、安全保证、人口发展、环境质量、增长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等方面。然后,主要从经济增长的效率和稳定性、社会公平、卫生保健、教育发展、环境质量等方面讨论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是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发展的质量特征。最后,基于这些分析,探讨了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语言濒危原因探析--兼论语言转用的多种因素

本文以大量语言濒危现象为例证 ,对引起语言濒危的原因进行分析 ,认为产生语言濒危乃至消失的原因有两类 ,其中由于主动的语言转用造成的本族语消失是产生当代语言濒危现象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对影响语言转用的人口比例、文化基础、经济优势等多种基本社会因素进行分析 ,提出这些社会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 ,对语言的使用发生综合的影响 ,最终由取得优势的因素决定语言的发展趋势。     

共生观中的生态多元

基于人与人的生态关系多元及全球"虚拟化"的现实,民族国家观也应做出调适,要有能力超越民族国家的时间和空间,以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反观民族国家,认识到民族国家仅是历史的诸多可能之一,而不是唯一选择。概念是一种符号丛,符号的征象、对象和释义三元处于不断互动易位的关系链中。民族和民族国家是许多"征象"的对象化和释义化结果,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它们必然也要发生类似的对转。征象与释义的勾连是在生命和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协调和协商过程。贝特森提出的关联性模式是民族共生的思想基础,建立在生命认知上的多元共识,是全新形势下观察和应对环境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文化多元的新生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