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美女赋之演变

美女赋自宋玉发端,建安美女赋的新变在于其游戏笔墨的色彩、对女性的尊重和对女性内心世界的关注以及塑造美女形象的新突破;《洛神赋》集前代美女赋之大成;晋代美女赋呈式微之态,但也呈现出新变之象,张华赋有诗化倾向;张敏赋具有小说特点;陶渊明《闲情赋》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了“十愿十悲”的动人艺术境界。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从南阳方言中的“美”字看开去

南阳方言中的"美"字真可谓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简单一个"美"字,就把南阳人心里的诸多感受表达得淋漓尽致。从南阳方言中"美"字的使用情况,对古汉语中"美"字义的继承和发展,与普通话之比较,"美"字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及所体现出的我国古人的审美取向等几个方面来探讨一下这个"美"字,就会对其有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明清闺秀花卉赋的“自我”书写与品质达成

明清闺秀在赋中的“自我”书写促使花卉赋新的品质达成,在花卉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中完成朦胧感与明晰化的辩证统一,构筑女性文学的审美体系。“女性写女性”的明清闺秀花卉赋是家族文人群中女性创作范式的具体表现,展现出明显区别于“男子而作闺音”的男作家“凝视”传统的“清慧”美学品貌和雅致心境。明清闺秀花卉赋者在赋题选取上的花卉种类之孤寒特质、在具体的花卉描写中的纤细语言材质以及在花卉观察中的“自我”代入,体现出明清女性文学新的思想境界。     

由驹子、陈白露形象比较川端康成与曹禺的悲剧意识

驹子、陈白露分别是川端康成、曹禺悲剧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 ,她们都倾注了作家对悲剧人物的挚爱 ,呈现出美的韵味 ,但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对待人生、社会的态度 ,在对待“悲”与“美”的关系上存在着认识上的根本差别 ,从而使其悲剧有着不同的内涵 ,即 :川端康成是“既悲且美 ,悲美同在” ,曹禺是“因悲而美 ,悲美相映”     

咏史与诉怀：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审美尺度分梳

昭君出塞是历代诗人咏史诗的重要题材之一,本文从"社会历史的昭君"与"自然人性的昭君"两个面向讨论历代诗词评价王昭君的尺度,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昭君"之福、义、勇、美形象,探讨"自然人性的昭君"之悲、愁、叹、怨形象,亦喜亦悲,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昭君文化永恒的历史文化意义。     

太子未亲参撰《文选》的“一个证据”说辩证——责《闲情赋》与录《神女》诸赋之矛盾不是问题

萧统编纂《文选》的录文"底线"是无"有伤风教",而于集陶渊明作品则强调"讽谏",即其责《闲情赋》而录《神女》诸赋,采用的是不同之价值取向。《文选》录诗文的取向与其序文所说合,而这二者与《陶渊明集序》间存在的差异同,故考察本研究的相关问题,需合观这三者。刘孝绰有"子渊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异诗人之则"说,《文选》则录这两家之赋,即例以刘孝绰为《文选》实际编者说,更是"自相矛盾"。清水先生的"这是太子未亲自参加实际撰录的一个证据"说,实际上乃缘其一再之疏忽所致,不能成立。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论唐代传奇女性形象塑造的审美取向

唐代传奇在女性形象塑造上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大多将歌妓作为描写对象;二是在人物形象的审美角度上有着惊人的划一性,即容貌俊美、才华横溢、勇于追求爱情和幸福。本文旨在通过分析这一审美取向进而探讨这一取向赖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文人的创作心理。     

“三言”僧尼形象的审美分析

冯梦龙的"三言"是晚明通俗小说史上的重要文本.其中的僧尼形象充满时代气息,具有与以往僧尼形象迥然有别的审美价值.通过对这一群体形象进行分类解析,探讨其在审美取向上形成"避美趋丑"的内在原因.     

生活底层的生命音符——李锐小说的女性之美

李锐的小说注重塑造苦难环境中女性的母性情怀,描写她们不屈不挠的生命追求,宁静、朴素、坚韧、宽容之美。这种生命之美使这些女性形象更具生命力和震撼力。     

“三言”中妓女形象的审美内涵

“三言”中塑造了许多光彩照人的妓女文学形象。这些形象之所以受到读者喜爱，主要是由于其自身丰富的审美内涵，即鲜活充沛的外貌美、真诚善良的心灵美、火热奔放的爱情美。这些女性形象，正是我国传统审美习惯所普遍赞赏的那种身心兼美、情貌如一的文学艺术典型     

论上古神话女性形象的审美倾向

在神话女性形象中,道德精神美是最本质东西。因此,神话中的女性形象的外形美并不受关注,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这种神话女性审美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的女性审美价值取向。     

传统文学悲与美的震撼——以《雪国》传承的“物哀”美为中心

<雪国>以其人物真实的内心感受和对梦幻世界的向往与追求,表现了一种日本美.作家以他对日本传统文学独特的理解和挚爱,传承了日本平安朝的"物哀"精神.小说中对空寂的追求以及遍布小说始终的感伤、凄怆、悲凄和孤独等都凝聚了日本传统文学的悲与美,这是作者审美情结的真实体现.我们在感受这种"物哀"精神悲与美的同时,会联想到中国古典诗学中所崇尚的"感动"、"感兴"以及"悲慨"所表现的以悲为美的审美理念.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悲与美所表达的同情和感动是相通的:在让读者领悟到悲与美的真谛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学特有的悲与美的震撼.     

满腹积怨 悲歌慷慨──论“悲士不遇”情绪在汉赋中的种种表现

＂悲士之不遇＂，是赋体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本文将汉赋中抒发＂悲士不遇＂情绪的作品内容分为五类进行了细致剖析，并论述了各类赋作的思想特色和作者心态。     

班固的“赋颂”理论及其《两都赋》“颂汉”的赋史意义

汉儒言《诗》有"美、刺"之义,影响至赋即为"讽、颂"二端。西汉赋偏重于讽,东汉赋主于颂,而完成这一变化的标志性人物是班固。生逢东汉中兴之时的班固,既承儒家《诗》学传统,更受社会清明、帝王倡导、颂文兴盛等时代氛围影响,作赋与论赋皆以"颂汉"为旨归,所谓"述叙汉德"、"润色鸿业"、"光扬大汉",不仅实现了汉赋由讽而颂的转圜,也从此奠定了盛世而赋的"赋颂"传统,颇具"赋史"意义。     

试析《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美

《诗经》中的爱情诗是人类情感世界最纯真感情的表露,诗中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有的纯真热情,有的彷徨疑惧,有的温柔贤淑,有的悲婉凄凉,有的泼辣果断。《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形象充分表现出多维立体的美感,既有外在的自然美也有内在的纯朴美、性情美。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论楚声与汉乐府的“以悲为美”

南方楚声具有哀婉凄楚的音乐特征,为汉乐府的兴起创造了便利条件;汉高祖刘邦"乐楚声",大力提倡楚歌,使之风靡整个汉宫;数十年的战争经历使得汉朝人们推崇"悲音美"。本文将从楚声的艺术魅力、统治阶级对楚声的极力推崇,以及汉初人们的审美倾向三方面具体阐释汉乐府诗歌"以悲为美"的艺术特质。     

《圣经·雅歌》中希伯来审美取向探析

作为《圣经》中的爱情诗集,《雅歌》中蕴涵着希伯来民族独特的审美思想。总体来看,《雅歌》呈现出复合型的审美特征,并流露出世俗美与崇高美、外表美与内在美、自然美与艺术美相结合的审美旨趣。《雅歌》审美取向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常以自然之物为载体的象征性思维,运用诸多意象,诉诸非视觉性感觉,再现主人公完美的价值,激发读者的想象力。这些审美取向表征了希伯来人与自然的深厚情感,体现了他们对和谐、健康的理想性生存状态的追求,对人性的崇尚、对人生幸福的渴望和对自身生命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