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学”辨析

“名学”是我国名辩理论研究和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术语 ,它是指以名为研究对象、以规范名实关系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独特的学术思想理论。名学和辩学虽都兴于先秦 ,但二者存在着根本性差异 ,不能将名学混同于辩学 ,也不能把名学归结为“名家之学”、“先秦名学”。至于“名辩学”则是不存在的。     

中国逻辑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儒家诚信思想解读

逻辑对文化有重要影响。逻辑是分析和诠释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文化现象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逻辑自然也应是理解和诠释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途径和依据之一。发生并发展于先秦的中国逻辑有自己的传统 ,其主导的推理类型是推类。儒家 (主要是孔、孟 )诚、信思想得以提出、确立并在实践中加以推行 ,所依据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其实质是据类而推的推类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孔子是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

本文对学术界“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邓析”的观声、提出异议，指出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不是邓析而是孔子。主要理由是：１、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把思维作为认识对象的学者。２、孔子首次提出“名”这个重要逻辑范畴，标志着中国逻辑史的发端。３、孔子言论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文章最后一部分对“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邓析”这一论点的四条主要论据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反驳。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以意逆志诠释史研究

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到当下的各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这一历史经验整体来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呈现了语义拓展、边界限定与逻辑建构的诠释历史进程与经验结构。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显示了汉语语境中存在着一种可以称为以意逆志诠释学的学术传统,经典建构、伦理对话是其所具有的汉语文化与思想特质。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困窘与解蔽——兼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事实逻辑的不足,却存在着丰富的价值逻辑.然而,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有学者“据西释中”,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失逻辑理论这一问题.与之不同,张东荪、崔清田和鞠实儿等敏锐地认识到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理论上为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合理性做出了系统辩护.认识和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发展中遇到的逻辑问题,既需要基于文化整体性认识当代文化发展的逻辑要求,解析个体如何做出符合逻辑的选择,也需要正确对待逻辑研究与逻辑应用研究,反思如何以逻辑教育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推类”问题散论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推类"问题是关乎中国传统逻辑的性质、特征、风貌的重要问题,很多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问题是从这个问题分蘖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本文在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原著以及前贤关于"推类"的研究基础上对"推类"做了重新界定,进一步丰富了"推类"的实际表现形式,特别是提出了与"推类"密切相关的概念——"关联性",对"推类"的内在推理机制进行了重新阐释,并与因明三支进行了简单的比较研究。     

谬误研究对传统逻辑的意义

逻辑意义上的谬误(fallacy)是不正确的论证。在古汉语中意义相近的词有“誖”、“谬”、“乱”、“妄”、“狂举”等。严复译耶方斯《名学浅说》中称作“眢词”(“目无睛者曰眢,井无水者曰眢井,凡皆徒有形似而误人者。故辩而无实,名曰眢词”)。王国维所译《辩学》(1959,三联书店)称之为“虚妄”(“所谓虚妄者,谓吾人因不守辩学之规则而陷入谬误之推理者”)。谬误研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是传统逻辑的主题之一。但遗憾的是,章士钊《逻辑指要》(1961,三联书店)之     

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究竟属于何种逻辑类型？这是近年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是不是形式逻辑，只想就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史应以中国古代的传统形式逻辑思想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这一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笔者以为，既然是“中国逻辑史”，那么，循名责实，其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逻辑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应当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视野。“中国逻辑史”不等于“中国形式…     

试评胡适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代一位有相当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曾从事过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曾从事过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逻辑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先秦名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本文主要是试图对这两本书涉及中国逻辑史的力而作一简要分析与一般评价。     

第一次中国逻辑史讨论会在广州召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同时成立

第一次中国逻辑史讨论会,于十二月一日至八日在广州举行;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同时宣告成立。这次会议是由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研究会筹备组、广东省哲学学会、中山大学、华南师院联合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从事中国逻辑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由于大家对“逻辑”一词的理解不一,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博学 慎思 笃行——读魏良弢师《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

魏良弢先生的《中国历史．喀喇汗王朝史．西辽史》充分利用汉文和非汉文史料相互印证,显示了作者广博的学术视野和学术功力。在对喀喇汗王朝历史和西历史的研究过程中,不断根据新的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修订自己的观点,充分显示了治学中的“慎思”。在开展西域史学术研究中,做到了“知行合一”。     

从逻辑哲学的视角看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逻辑研究作为逻辑学的分支领域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其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中与推理有关的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解读、文化解读、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中国逻辑史其实就是中国逻辑哲学史。     

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

在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著作中,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开拓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从邓析开始撰写的,他虽没有断言邓析是中国逻辑史的鼻祖,但由其书的结构——“第一编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邓析与形名”可见,他把邓析作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开创者。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则明确写道:“《汉书·艺文志》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理论范畴与方法论建构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领域,对于这一研究对象的历史形态、内涵特点、社会文化价值等做理论概括和深入阐释,必须确立适用于它的基本理论范畴,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应将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紧密结合,在“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中确立基本的理论范畴,譬如在重点研究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流变史的基础上,确立其基本性质,阐释其社会、文化、审美内涵,研究其社会文化功能等.在研究中要注意将“还原”与“阐释”相结合,而综合性的话语分析、参今鉴古、多重证据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从先秦文化特点看《墨辩》的“故、理、类”

我国先秦时期后期墨家建立了辩学,“故、理、类”是墨家辩学的重要范畴。它们是为谈说论辩服务的,有别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的三段论的前提,有其独特的内涵。这是先秦文化特点决定的,东西文化的差异,决定着“故、理、类”仅仅是立“辞”的准则、依据,立“辞”是为辩论服务的,辩的作用在于为社会政治服务,在于辩论取胜。     

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札记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文体体现了他一向视语言为自身家园及文化传统载体的信念,更表明其晚年从“以诗证史”到“以史证诗”的诠释学转变。一面坚持严密精致的科学考据,一面寄托抒情想像,重构晚明文学文化之壮丽画面,激扬民族精神,使诗、史两者皆发挥至极致,遂造就一天壤间不世出之奇作。这一转变也表明他不仅摆脱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而在人文精神上与“浪漫主义”的现代“诠释学”风云际会。且在主题和方法上,《柳如是别传》所包括的放逐和文化离散、性别研究、怀旧、边缘及文化政治、诠释意识和细读策略、学科跨际和文类交叉、互文性、杂交性及碎片性等,更预示了“后现代”的多元文化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