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中国逻辑史研究之误区

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以《墨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名辩逻辑究竟属于何种逻辑类型？这是近年我国逻辑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本文不打算讨论中国古代名辩逻辑是不是形式逻辑，只想就有些学者提出的“中国逻辑史应以中国古代的传统形式逻辑思想作为主要和基本的研究对象和范围”[1]这一主张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看法。笔者以为，既然是“中国逻辑史”，那么，循名责实，其研究对象就应当是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逻辑问题的思想、理论，都应当纳入中国逻辑史的视野。“中国逻辑史”不等于“中国形式…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逻辑史研究和有关争论

本文通过对中西逻辑各自发展背景的对比分析 ,说明中国逻辑有不同于西方逻辑的特殊性 ,评述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有关争论 ,主张争论要以中国逻辑是有特色的为基点 ,两种见解分别不要走向极端 ,要相互汲取对方的长处 ,共同促进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     

重新认识“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

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是黑格尔以降直至当代人们研究精神历史的根本方法。尤其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当代美学史家更将它当作描述美学历史的第一法则。但具体的学术实践证明，想靠这种“统一”一劳永逸地解释历史只不过是一种神话，研究者最终往往是将历史搞成了检验逻辑的工具，历史发展也成了单色调逻辑规律的预谋。据此，我们认为，对历史方法存在价值的判断，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和历史本然状态的契合。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可能对宏观人类历史进程具有描述功能，但对充满人性激情和各种偶然因素的美学、艺术精神史却显得大而无当。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在宏观的逻辑框架内，为微观的历史门类如美学史）寻找更具针对性的描述方法。历史的与心理的相统一便是这种努力的一种尝试。     

先秦诸子对名的认识的再认识

“名”是中国古代逻辑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以前的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人们往往把“名”等同于传统逻辑中的“概念”。本文通过对先秦诸子关于“名”的认识的重新考察，认为“名”在先秦诸子著作中主要是指称谓事物的“名称”或摹拟事物的“文字”，即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     

论汪奠基对中国逻辑学研究的贡献

汪奠基主要研究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西洋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成果最多的学科是现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在现代逻辑领域,他指出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比如使用含混有歧义的自然语言,无法对命题和推理作出精细的分析,不能把一些正确推理形式包括进来,因此无法胜任全面而透彻研究推理的任务.而要想突破传统逻辑的局限,对命题和推理作出透彻的科学分析和阐述,就需要制定人工语言,深入研究命题的联结词和量词,准确了解多种命题的推理规律,把推理归结为规范的简单步骤,而这就是数理逻辑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中国逻辑思想史方面,他提出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研究是"为了尽量吸取历史上的逻辑遗产",因而有意把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放宽一些"是合理的和有意义的.作为学者,他一向重视科学的思维方法.尽管他研究的领域很广,但他一直把对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写出了多种有关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著作.     

孔子是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

本文对学术界“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邓析”的观声、提出异议，指出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不是邓析而是孔子。主要理由是：１、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把思维作为认识对象的学者。２、孔子首次提出“名”这个重要逻辑范畴，标志着中国逻辑史的发端。３、孔子言论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逻辑思想。文章最后一部分对“中国逻辑史的开创者是邓析”这一论点的四条主要论据逐一进行了分析和反驳。     

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困难与出路--从逻辑与文化的视角看

从文化与逻辑的关系探讨中国古代有无逻辑是逻辑学界与哲学界的新热点。由于“据西释中”的方法无法适当地解读逻辑与文化的联系,使中国逻辑不仅面临名称的困惑,而且面临失去作为学科存在理由的困境。解决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未来。从归纳逻辑的视角看,多元化研究路径是中国逻辑研究的必由之路,归纳化路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中国逻辑史研究“五范畴”--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

“崔清田先生口述史片段”记录着崔清田先生中国逻辑史研究历程,反映出其中国逻辑思想,即,研究中国逻辑史理应以“历史分析”、“文化诠释”的方法还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中国逻辑本来面目为“名学”、“辩学”、中国逻辑推理类型为“推类”。“历史分析”、“文化诠释”、“名学”、“辩学”和“推类”这五范畴构成了崔先生的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     

《墨经》的“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体现了《墨经》的逻辑类型, 《墨经》的逻辑类型是不同于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类推逻辑。从《墨经》所讨论的主要推论形式出发来了解古代逻辑初创时期的逻辑类型, 不仅对研究中国逻辑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普通逻辑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20世纪初,我国学者开始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研究先秦名辩学.在这一百多年的研究历程中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是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不太适合做名辩学的研究范式.西方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体系由概念、判断和推理三大部分构成.“概念”仅是符号的“所指”,不包括符号的“能指”,而先秦名辩学中的“名”恰恰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是语词符号.“判断”和“推理”主要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属于语形学的研究内容,遗憾的是先秦名辩学中没有语形学的内容.名辩学中所讨论的推理都是语用推理,而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中又根本没有研究语用推理的问题.符号和语用推理在符号学中都给予了充分的研究,据此我们认为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逻辑观

逻辑观是困扰当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两千多年来,逻辑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对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及其有效性的分析,始终是西方逻辑不变的主题.由于中国逻辑史研究是基于西方逻辑的传入而产生的,因此,西方逻辑的逻辑观应当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遵循.     

中西逻辑不平衡发展原因探析

源于古希腊的逻辑学为什么能成为主宰逻辑发展大势的一种世界逻辑？而被称之为世界三支逻辑传统之一的中国古代逻辑为什么未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仅作为现今逻辑史研究的对象？从与逻辑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语言和文化传统诸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就不难看出,中西逻辑发展的两种不同命运．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西方逻辑之所以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在于古希腊崇尚知识的文化精神为其提供了驱动力．数学方法为其提供了借鉴,语言学研究为其提供了启迪。与此相反,中国古代逻辑因没有数学方法的借鉴,没有理论科学的催育,没有语言学的滋养而无力迈入形式化——这一逻辑学发展的正常轨道,因而只能停留在幼稚初始发展阶段。     

试论《墨经》“类”概念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影响

《墨经》在逻辑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类”概念是《墨经》逻辑体系的一个基本范畴,而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数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类”思想。那么,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本文通过对两者的分析对比,认为在内涵上两者是一脉相通的。作者认为《墨经》中的“类”概念不仅影响了古代数学家的逻辑思维方式,而且也影响了中国传统数学著作的编纂方式。     

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

20世纪初期,在西方逻辑学东渐的背景下,诸多学者开启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胡适不仅从事了诸多中国古代逻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而且对于自身研究具有明确的价值期待和方法论意识。其研究不仅是为了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试验论理学的类似学说,以有效吸收试验论理学说,而且也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做准备。为达成该目的,胡适提出了一套包括述学、明变、求因和评判在内的研究程序,其述学中的贯通方法颇重西学的比较参证作用。胡适的这一工作为后来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广义的逻辑观念和研究程序对于今天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方法论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李约瑟问题"的深层解读——从逻辑的观点看

“李约瑟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学术界。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答方案 ,但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笔者从逻辑学的角度对“李约瑟问题”深层解读后认为 :“李约瑟问题”的重大意义在于启发我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区分及其内在机制进行再思考 ;造成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和近代科学落后的关键因素是逻辑传统的缺乏。     

评陈独秀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

“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救国之道。虽然其本身有许多缺陷,也不是改造国家的根本途径,但这场思想革命的意义却不能低估,它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必经之路。陈独秀作为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和核心人物,对改造国民性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和贡献。     

从《逻辑史手册》看逻辑史研究与逻辑学发展的新趋势——兼谈中国逻辑研究的问题

多夫.嘉贝和约翰.伍茨共同主编出版的《逻辑史手册》体现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最新趋向:第一,逻辑史研究进入到全面、精深研究的新阶段;第二,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局限在某一种类型或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逻辑的观念和研究方法;第三,注重逻辑与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展现逻辑学的活力。该书唯一缺憾是没有涉及"中国逻辑"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特点来分析中国逻辑的特质,将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看做是世界逻辑体系中三种并行发展的基本类型,系统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以中国逻辑思想的内在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按照逻辑思想自身的发展特点,按照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起源、形成、转变和发展的全过程,分析中国逻辑思想的基本特征、主导推理类型等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文化解读、逻辑解读和比较研究。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困窘与解蔽——兼论逻辑的文化相对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事实逻辑的不足,却存在着丰富的价值逻辑.然而,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有学者“据西释中”,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失逻辑理论这一问题.与之不同,张东荪、崔清田和鞠实儿等敏锐地认识到逻辑的文化相对性,从理论上为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合理性做出了系统辩护.认识和解决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发展中遇到的逻辑问题,既需要基于文化整体性认识当代文化发展的逻辑要求,解析个体如何做出符合逻辑的选择,也需要正确对待逻辑研究与逻辑应用研究,反思如何以逻辑教育促进中国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