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哲学的视角看中国逻辑史研究

中国逻辑研究作为逻辑学的分支领域是从中国近代开始的,其后,一直到现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中国逻辑史的对象是关于中国思想史中与推理有关的思想学说的研究。中国逻辑研究的方法主要有逻辑解读、文化解读、动态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中国逻辑史其实就是中国逻辑哲学史。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逻辑观

逻辑观是困扰当前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根本性问题.两千多年来,逻辑的名称虽几经变化,但对命题形式、推理形式及其有效性的分析,始终是西方逻辑不变的主题.由于中国逻辑史研究是基于西方逻辑的传入而产生的,因此,西方逻辑的逻辑观应当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遵循.     

论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肯定与否定

目前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种全盘否定论 ,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发展不利 ,需要用辩证法关于肯定、否定关系的观点予以评论 ,以分清是非 ,推动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继续发展     

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特有的逻辑观和逻辑史观出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是颇具特色的:涉及了与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也揭示了中国古代推理理论的特点,并对之进行了历史性分析。汪奠基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初中国逻辑史比较研究方法进行反思的结果,但他的单纯历史分析方法、特殊的逻辑观和特殊的逻辑史观也引起了后来学者的反思,直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从《逻辑史手册》看逻辑史研究与逻辑学发展的新趋势——兼谈中国逻辑研究的问题

多夫.嘉贝和约翰.伍茨共同主编出版的《逻辑史手册》体现了国际逻辑学研究的最新趋向:第一,逻辑史研究进入到全面、精深研究的新阶段;第二,把逻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局限在某一种类型或范围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逻辑的观念和研究方法;第三,注重逻辑与相关领域的关联研究,展现逻辑学的活力。该书唯一缺憾是没有涉及"中国逻辑"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性特点来分析中国逻辑的特质,将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和中国逻辑看做是世界逻辑体系中三种并行发展的基本类型,系统研究并概括出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以中国逻辑思想的内在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按照逻辑思想自身的发展特点,按照世界逻辑体系的一般特性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逻辑思想的起源、形成、转变和发展的全过程,分析中国逻辑思想的基本特征、主导推理类型等问题。研究的主要方法应该是:文化解读、逻辑解读和比较研究。     

论汪奠基对中国逻辑学研究的贡献

汪奠基主要研究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西洋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成果最多的学科是现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在现代逻辑领域,他指出了传统逻辑的局限性,比如使用含混有歧义的自然语言,无法对命题和推理作出精细的分析,不能把一些正确推理形式包括进来,因此无法胜任全面而透彻研究推理的任务.而要想突破传统逻辑的局限,对命题和推理作出透彻的科学分析和阐述,就需要制定人工语言,深入研究命题的联结词和量词,准确了解多种命题的推理规律,把推理归结为规范的简单步骤,而这就是数理逻辑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中国逻辑思想史方面,他提出对中国逻辑史的对象研究是"为了尽量吸取历史上的逻辑遗产",因而有意把中国逻辑史的"对象和范围放宽一些"是合理的和有意义的.作为学者,他一向重视科学的思维方法.尽管他研究的领域很广,但他一直把对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写出了多种有关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著作.     

再论逻辑学与通识教育——与王路教授商榷

"取代论"引起的争论是混淆逻辑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伪争论.逻辑通识课的目标是提高逻辑思维素养.逻辑思维素养是具有一般可比性的日常逻辑思维能力.现代逻辑关注逻辑之学理,普通逻辑关注日常思维,二者对同一种涉及日常思维的知识往往有不同的处理, 普通逻辑的处理方式适合通识教育."逻辑现代化"的口号是针对逻辑专业教育的.强调现代逻辑与普通逻辑的对立,是中国学界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使得发展与改革逻辑通识教育,不得不时时为普通逻辑辩护.     

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两个理论问题质疑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中国古代逻辑是传统逻辑，中国逻辑史也就是传统逻辑的历史。本文认为，“古代逻辑”是历史的分期，“传统逻辑”是指一种逻辑类型，两者不能混同。传统逻辑和古代逻辑虽然都用自然语言表达，但也不能根据表述语言的同异将中国古代逻辑归属于传统逻辑。另一见解则将逻辑问题归结为语形问题。本文认为语形虽然是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内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应从语形、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诞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不应用西方逻辑框架来套中国古代逻辑。     

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四题

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创造性见解有四点:(1)中国逻辑史具有人类共同的思维形式,但它具有中国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2)"名辩"学是中国古代的逻辑,属于非形式逻辑的范围;(3)"推类"是中国传统推理的主要形式;(4)研究中国逻辑史不仅要研究人文历史的资料,更要重视研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发展的资料.     

《墨经》的“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体现了《墨经》的逻辑类型, 《墨经》的逻辑类型是不同于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类推逻辑。从《墨经》所讨论的主要推论形式出发来了解古代逻辑初创时期的逻辑类型, 不仅对研究中国逻辑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普通逻辑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应当在客观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发展内在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转换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和脱离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价值立场,是客观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前提和基础。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哲学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是我们客观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思逻辑的关键,强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逻辑史方法论

中国逻辑史研究，存在特殊和普遍、同和异、肯定和否定等方法论问题，关系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向、前途、结果与科学性，亟需讨论。     

论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

国内外对印度佛教逻辑的认识有普遍的误解。印度逻辑史上首次创建演绎论证式应当归功于佛教逻辑。陈那因明和法称因明是印度佛教逻辑的两个高峰。陈那因明为印度演绎逻辑打下基础,法称因明最终使论证形式完成从类比到演绎的飞跃,使之达到西方逻辑三段论水平。     

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战略思想演进逻辑研究

综观中国共产党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演进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演进逻辑,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论文选择了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中较有代表性的三个视角来揭示这一演进逻辑,它们是文化发展的宏观战略理念、文化发展战略方针,及对马克思的文化发展最高目标思想,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传承、调整、发展创新,进而揭示出党的文化发展战略思想的内在演进逻辑。     

中西方儿童观的对比研究

自古以来中西方思想家的儿童观有各自的逻辑,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分析。第一,西方从"性恶"的角度,中国从"礼"的角度各自提出儿童世界是"充满‘应该’的世界";第二,西方以柏拉图的"相论"为基础,古代中国文学中提出了儿童世界是"游戏的世界";第三,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中国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认为儿童世界是"理想的世界";第四,中国缺少工具主义的理论,因此也缺少儿童本位理论的复兴;第五,西方的心理学和早期中国的看法认为儿童世界是"蒙昧"的世界;第六,中西方的教育思想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交互"儿童观。     

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

战国秦汉时期对“名”的讨论极为活跃。当时的“名”可以分为两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前者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影响之大远远超过后者,但由于受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逻辑学的影响,以往的先秦名学研究只重视后者,未对前者展开过系统研究,这使名学研究偏离了思想史的实态。因此应转换方向,回归于思想史的正途,对先秦名学重新作出客观全面的梳理。     

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理念的梳理

为探讨黑格尔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相统一,并且把这一思想运用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体系中去加以解读,从历史学自身发展的哲学反思角度说明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思想出现的必然性。对于"现实"、"历史"、"逻辑"这些基本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具体含义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在解读"历史与逻辑统一"思想的过程中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中西逻辑发展差异的成因探析

先秦时代的中国和古西腊同为世界逻辑的发源地,但是中西逻辑却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差异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对中西逻辑不同发展道路的成因的研究中,重政治伦理的思维、重实践功利的科学观和不善作微观分析的思维习惯是影响中国逻辑发展的诸因素。中国的逻辑只有吸收西方逻辑的长处才能得到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