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诗经》小雅篇"鱼丽"、"南有嘉鱼"与三峡民俗文化

在<鱼丽>篇中可以看到巴楚音乐的元素,<鱼丽>、<南有嘉鱼>正是以巴楚音乐的特色,在"四夷间奏"中独树一帜而得以流传.当今湖北巴东、长阳的山歌、民歌都活跃在生产劳动或祭祀文化、节日庆典之中,成为非常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今日的三峡民歌与古代的<鱼丽>、<南有嘉鱼>有一种割不断的渊源联系.     

《尚书·说命》及其教育思想

<尚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经典.为弄清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渊源与承继关系,不研究<尚书>是不行的.<说命>是古文<尚书>中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篇章.<学记>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如"教学为先"、"学学半"、"循序渐进"等,皆引自<说命>.可见其对后世影响之大.本文对<说命>之真伪、价值阐述了作者的意见,并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剖析.这在教育史界尚属首次.     

《庸言》杂志与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

<庸言>是清末民初宋诗派文人群体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从1912到1914年,<庸言>"诗文"栏发表宋诗派作品200多首,占总数的1/3.宋诗派重要的理论作品<石遗室诗话>也连载于该刊.<庸言>开创了近代宋诗运动的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年轻的宗宋诗人在<庸言>上频频出现,他们自觉以陈三立、郑孝胥、陈衍为核心,延续了自晚清以来的宋诗运动的生命.<庸言>在宋诗派由分散状态向集团力量过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宋诗派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多管齐下,促进小学生语言文字积累

语文教学实践要重视语言积累是<语文课程标准>中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它多次提及"语言积累"这个问题.例如在小学三至五年级的"阅读阶段内容与要求"中提到"感受课文中富有表现力的词句,能用摘抄、仿写等方式自觉积累生动而含义丰富的词句".<语文课程标准>不仅在语言积累的途径和方法上作了如此明确的要求,而且在对各学段的语言积累还作了具体的量化要求.如小学一、二年级明确要求学生能熟读、背诵60首简单的古诗,课外阅读总量达到10万字左右;     

杜诗与《文选》关系研究述略

杜甫教子"熟精<文选>理",且"续儿诵<文选>",明确表现出对<文选>一书的情有独钟.事实上,杜甫自觉接受<文选>,其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我国古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量散见在诗话、笔记、注释等文本中,大致说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一是从宏观上探讨杜甫接受<文选>的原因和表现,它触及<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等诸多理论问题;一是从微观上对杜诗和<文选>作文本分析,探讨其间的因革关系,它重在对杜甫诗歌创作技艺和规律的总结.     

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

<史记评林>诸家评点中"文章之法"与"叙事之法"两种批评焦点的并行运用,或可被视作叙事文学批评史上从传统的"文章之法"向"叙事之法"转变的过渡性特征.它后来发展成为金圣叹、毛纶及毛宗岗父子、张竹坡那样较为成熟的"叙事之法".其中对于<史记>"正体"、"变体"之分判,体现出明代评点者对于叙事文文体性质的关注,亦显示出他们对于何为"正体"、何为"变体"有着自觉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正"、"变"分判中,确立了传统叙事文写作之典范,此为明人评点<史记>在文学批评意义上的重要贡献.由于这样的发现和关注,<史记>作为传统叙事文之典范,其文学性质及意义得到了有效的彰显,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史记>所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传统及其性质的理解.就这一点而言,<史记评林>在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木洞山歌

<正>木洞山歌是重庆市巴南区木洞镇老百姓广为传唱的山歌。木洞山歌的根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巴渝歌舞",经战国时代的"下里巴人"、汉代的"巴子讴歌"、唐代的"竹枝",直至明清演化形成木洞山歌。     

《史记》“互见法”再论

<史记>叙事首创"互见法",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然而,今人在嘉许<史记>"互见法"首创价值的时候,对部分互见文字的真伪要谨慎,还应看到<史记>"互见法"体系并不完备,<史记>"互见法"的运用还不很自觉,特别是"互见法"对于今人还原<史记>"一家之言"的哲学真相有很大的干扰.     

朱熹与《尔雅》

朱熹学识宏富,遍注群经,却惟于<尔雅>一经既无专门著作,又极少论说,学者对朱熹与<尔雅>关系的研究因此也十分罕见.从总体上说,朱熹对<尔雅>持一种较为明确的怀疑和否定态度,认为其"不足据以为古".尽管朱熹对<尔雅>的基本态度是否定的,但在其著作中对<尔雅>解说进行正面驳正的例子却极少,更多的则是对<尔雅>解说的撷取.朱熹对<尔雅>的态度,首先与<尔雅>一书的词典性质有关,词典的形式使它无法像其他经书那样可以更直接地表现其义理思想,因而难以引起主要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更大关注;其次,朱熹对<尔雅>的怀疑态度,是宋代以来疑古辨伪思潮的必然结果,朱熹怀疑<尔雅>也是其辨伪学的重要成果.朱熹对于<尔雅>的言说应当成为朱熹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家族情歌文化及其民族性格研究

土家族的传统情歌是“以歌为媒”,以社会生活为表现主体的文化形式。土家族情歌真实地描述了土家族儿女的爱情生活,表现了他们真挚的爱情观和审美观,以及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土家族人通常用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歌词中常常表现出土家人对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起到了宣泄情感的作用。土家族情歌深刻地反映了土家人民的民族性格,即追求婚恋自由,反抗封建压迫;重情尚义,反对势利;安于农家生活,性情恬淡。     

浅论重庆黔江南溪号子的艺术特色与价值

武陵山特殊的地理和社会环境培育了土家人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也造就了其浓郁的民族文化——南溪号子。南溪号子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内容涉及土家族历史、地理、民间传说,传达了许多已经消亡的文化信息,为山歌号子的一种原生态特异体裁,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与价值。     

土家语情歌的符号学意义

土家语情歌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又是一个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主要包括社会风情符号、审美意象符号和语言表达符号，就是这些符号彰显了土家语情歌的丰富内容；体现出土家语情歌的符号学意义。     

汉族丧歌与巴人土家丧歌的比较研究

汉族丧歌和巴人土家丧歌的起源、演化和发展都受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和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汉族丧歌在西汉时由于官方的介入,纳入了仪礼的范畴,因而进入上层社会,由于大量的文人参与,致使产生了很大变化;巴人土家族由于长期信仰民间巫术、白虎崇拜习俗而使土家丧歌变化较慢,相对保持稳定。     

土家族民歌歌论

土家族民歌是由歌词与乐曲结合而构成的同一体民歌,他是文学与音乐交会的产物。土家族民歌的歌词属于语言艺术,它表情达意、被人感知;土家族民歌的乐曲以声音的外化形式,产生了美的抒情效果,直接作用于听觉,创造性的显现了土家族民歌的抒情内容。歌词与乐曲的结合塑造了音乐形象,丰富了土家族民歌,因而使土家族民歌的艺术魅力长存。     

土家族民歌的功能分析

土家族民歌记录了土家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故事和心路历程,是土家语和土家族音乐的高度融合,反映了土家族的历史及民间习俗传承。土家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早在巴入时代,就表现出土家族先祖对精神文化的强烈要求,土家族民歌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又是人们汲取知识营养的最佳途径,土家人用勤劳与智慧创作出形式多样的土家民歌,是最朴实和最富有感染力的民族瑰宝,土家族民歌有着比其它艺术形式更为丰富的功能优势。     

清江流域土家族村寨现存民歌类型及其文化特质

对清江流域土家族村寨广大农村的传统民歌调查表明,此区域现存民歌种类齐全、内容丰富又各具特色。将其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论证,从中可以看到近十年清江流域土家族传统民歌发展的脉络、现存类型以及音乐文化特质,并据此对今后的传承传播作出了趋势性的判断。     

文化兼容的优先领导－－土家族古代学校教育史论

特殊的地缘条件 ,使土家族文化对汉文化的汲纳 ,成为其文化兼容的最重要的方向 ,而这种兼容具有导向意义的优先领域就是教育 ,尤其是学校教育。一部由巴人时期、羁糜时期、土司时期和改土归流后封建统治时期四个阶段构成的土家族古代学校教育史 ,就是一部土家族与汉族文化互动、特别是土家族文化对汉文化汲纳兼容的历史。     

鄂西土家族哭嫁歌的主体心理分析

哭嫁歌曾是土家族地区风行的抒情性仪式歌谣,是新娘在哭嫁仪式中拥有的话语权.她们借此权力.通过情感宣泄,卸掉角色转换时的情感压力与重负,告别旧的女儿角色,为进入媳妇角色作心理准备.本文试图综合运用口述材料与哭嫁歌文本资料,就土家族哭嫁歌的主体心理进行分析.     

从土家族“摆手舞”看少数民族舞蹈的教育功能

以土家族的“摆手舞”为例，分析解读了“摆手舞”这一具有典型民族特色的舞蹈对广大土家人民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影响，进而从教育功能的角度特别强调了在当前国家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背景下继承和推广少数民族舞蹈的重要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