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浅析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

政策执行是政策方案变为政策现实的重要过程。在政策执行中,中央是政策的制定者,民族自治地方是政策的执行者之一,由于双方存在利益冲突且民族自治地方拥有特殊的自治权,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既有法定的变通执行要求,又有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产生的变通执行的愿望。文章从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关系成因的分析出发,对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现状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政策执行中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的路径。     

地方政府如何提高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基于政策执行系统理论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因政策差异而呈现出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分析典型政策的执行过程,总结政策执行过程的影响因素,对于深刻认识公共政策执行过程的复杂性,改进政策执行过程、增强政策执行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是当前中国各地正在推行的典型政策,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借鉴政策执行系统模型分析发现：政策执行资源、机构特性、系统环境以及政策执行者的价值偏好等因素,是我国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对农村厕所改造政策执行成效的影响更为显著。自主性政策执行、曲解性政策执行以及象征性政策执行现象,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突出。据此,提出了矫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增强政策执行效果的政策建议。     

府际关系视角下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 ——基于博弈模型的分析

区域环境政策执行对改善环境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基于府际关系视角,通过构建三个博弈模型,对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区域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从横向府际关系来看,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共谋行为",负面的"共谋行为"会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偏差;从纵向府际关系来看,行政发包制的政策执行机制,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治锦标赛背景下,会造成政策执行的"囚徒困境";从时间维度上看,中央政府的监管举措是约束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的必要条件。为此,地方政府间应增强互信与信息共享,中央政府必须创新政策执行机制、政绩考核机制、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和协调机制,建立社会监督体系,推进区域环境治理的技术创新。     

金融领域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关系协调

我国金融领域的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在金融权力领域的选择性政策制定与动态调适,主要基于中央内部政策目标的冲突与平衡、金融分权的政治需求、金融事权中央主导性坚持的行为逻辑。地方政府对金融发展、金融监管的态度及行为选择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因素,地方政治传统的影响,地方制度环境与改革舆论压力,地方政府谈判资本的多寡,地方政策选择的政治风险与试错风险权衡等。多重因素之下,中央与地方在金融领域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呈现出分权、合作、互补关系,以及地方的灵活性执行与中央的选择性控制的博弈状况。因此,法律规范之外,政府间行事规则、惯例和非正式协调活动组合应对央地金融权力关系调整发挥作用。     

北京市“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由来与变迁

自中央政府文件《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发布以来,北京市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贯彻落实。然而,从北京市执行该文件的过程来看,“大学生村官”政策这一项内容相对执行得更为彻底,体现出了中央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的特点。政策的地方选择性执行有其自身缘由和内在逻辑,是政策执行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辨证统一,也反映了政策执行的本土化自主创新内涵。     

农村环境政策“空转”及其矫正 ——基于模糊—冲突的分析框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近些年，国家陆续出台若干政策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治理，相关政策文件逐渐形成一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制度支撑，但农村环境 政策受到政策文本模糊与地方政府执行冲突的影响，在实际中遭遇文件性、文字性、不作为、无效率等形式的“政策空转”困境。农村生态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受到政策目标与责任分工模糊的影响，执行动力有强有弱，在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在职能设置、政策工具的冲突影响下，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效有大有小。执行动力与利益协调的结果影响执行客体的配合情况，产生农村环境政策执行不同的作用反馈机制。相对良好的反馈机制是强执行动力与协调顺畅的执行过程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政策得以有效落实的检验标准，而执行动力不足与执行过程协调困难则导致了农村环境政策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空转”的状态。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政策执行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实施的关键。制约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利益差别、信息传递的有效性、政策评估制度的健全程度、政策环境的优化程度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有效性的对策有: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水平和民主化程度,建立和完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机制,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环境。     

中央政府干预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与博弈分析

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异化现象,采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合作社负责人与中央政府三方的博弈过程,认为合作社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与合作社负责人“合谋”的结果。研究认为,合作社的异化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中央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合作社负责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必将演变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方博弈。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近代分权型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经验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环境污染防治机理分析:政企合谋视角

我国生态环境污染的防治是由中央政府委托地方政府监督当地企业实施的,此特点决定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即在我国环境污染防治过程中,存在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对环境污染防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从我国环境污染防治的实践来看,多处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罔顾中央委托,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政企合谋现象相当普遍。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的原因,除了地方政府政绩考评体系过于强调GDP、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制度不合理等现实原因外,还存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不够合理的原因。为此,设计好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契约来防范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对当前我国环境污染的防治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建立可持续财政分权体制的主要原则与对策考虑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环境规制政策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机理研究:一个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社会性规制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的一项必要性职能,对环境治理起着重要作用.研究发现,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程度主要取决于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受到环境问题的整体水平、企业的行业和规模、环境规制政策的科学性、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环保机构的执行能力、政府领导者的执政理念、企业与政府的关联程度、公众的环保意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效果有助于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府际关系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对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的实证研究

在“职责同构”的府际关系制度背景下,从中央到乡镇的各个层级政府,甚至包括准行政化的村委会往往都会参与到某项政策的执行中.以N市农业补贴政策执行为例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执行链条中,中央省市县乡各级政府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其执行过程基本是一个“信息向上、资金向下”的过程.其执行偏差主要发生在县及其以下层级政府,这可以从“职责同构”基础上的“逐级发包制”的府际关系制度特征得到解释和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有三个关键变量影响了分配型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节点,即地方政府是政策的受益者还是受损者、政策成本承担者和政策具体实施者是否一致以及具体实施成本的大小.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时所具备或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它是地方政府内在品质与外在张力相结合的一种合力.优化执行主体、扩大公民参与、强化利益整合、完善执行机制、改善执行环境,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的机制设计

政府间关系主要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与划分,以及由事权划分而产生的财权划分、财政转移支付、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而其中最主要的则是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的界定和划分问题。众所周知,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调整离不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划分,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和转变以及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结构包括税制改革和调整都离不开政府间职能的界定,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建立同样要依赖于政府间职能的科学界定。显然,政府间职能界定与划分是财税理论研究和财税管理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府间财权配置的科学依据,也是科学建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条件,更是有效制定财政政策和预算管理体制的关键问题。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激励问题十分重要。在我国,中央政府为了管理全国事务而制定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中央政府缺乏执行自己政策的工具,执行工作则几乎全部依靠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执行相分离的体制下,从中央政府到基层政府漫长的执行控制与监督链条,可能使执行效率不断衰减。因此,必须有一套激励约束机制,督促地方政府执行中央政府的法律与政令。中央应该怎样对地方政府进行激励,使地方政府的效用达到Pareto最优,是众多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的论题。基于政府间职能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认为,有必要根据我国政府间财政体制结构的特点,用机制设计理论对政府间职能关系进行研究。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和罗杰.迈尔森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创立和发展"机制设计理论"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该理论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在于,将高度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之解决大为简化。因此,将机制设计理论引入政府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中央政府面对的是一个由各级地方政府组成的行政体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非对称信息的博弈行为以及动态调整的关系。中央政府是委托人,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比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信息,两者的行为相互影响。所以政府间最优关系问题也是一个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它关系到如何诱使地方政府揭示私人信息和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如何设计最优职能关系。职能分配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也即各方主体能否达成协议的问题。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从理论上为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多主体利益协调问题提供了技术可行性。近百年来,我国在现代公共财政建设过程中于划分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时常遇到难以破解的"困境"问题。不过,按照"机制设计理论"的基本原理,摆脱这种困境,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财政分权体制目标是可能的。为此,南开大学张志超教授组织一些青年学人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书面见解,以期对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优化有所裨益。     

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笔者认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本身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政策目标群体因素、政策工具因素、政策资源因素、政策执行监控因素等。     

城乡建设用地置换中的"自愿"原则及其悖论

在城乡建设用地置换过程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强调:要在具体的土地置换中坚持"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确保农民群众的土地权益。但是,"自愿"原则所处的制度环境是一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在国家控制下,并不断通过实践来削弱产权,增强公权力控制的过程。基于既有的路径依赖和体制或制度性的障碍,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本身所具有尊重农村居民的"意愿"制度价值取向发生了异化。但是,这种异化也恰恰说明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并不仅仅是明确产权归属或为此而进行建制立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规制政府的公权力和培育农村居民的产权主体意识,使得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无法通过传统的征地等制度性的"资源"来削弱、剥夺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及其增值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