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多元论、社会整合与重叠共识——兼论格雷对罗尔斯的批评

价值多元论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是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之一。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是人们对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宪法原则及价值观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是在排除各种分歧的意见之后所留下的理性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重叠共识的核心。罗尔斯对重叠共识面临的批判进行了辩护。重叠共识理念有益于化解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约翰·格雷的“权宜之计”理念对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的批判是无力的。     

论康德“自然目的论”之意义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目的论判断力批判”是康德从《纯粹理性批判》就开始构思好的“批判哲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康德限制知识,为信仰留有余地,实际上意味着为“目的论”留下了余地.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属于自然,就“自然合目的性”来看,可以说人是一个“目的王国”的成员,是一个“追求幸福者”.然而,人还是“有理性者”,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王国”的成员,而且是“道德王国”的成员,不仅仅是“幸福追求者”,而且更是一个“自由追求者”.人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由者,以至善为自己的终极目的.在“目的论”意义上说,“道德一自由”的王国是一个单纯的“目的王国”,它无需靠外在手段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实践理性”具有优越性.     

康德“以人为本”理论的确立——关于《纯粹理性批判》的探索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开启了“以人为本”理论的研究.康德以“先验论”的内涵和系统说明“以人为本”理论,通过“人是人”这一最高本质展现“以人为本”的科学价值思想.康德通过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把“以神为本”的理论扭转到“以人为本”的理论上来,同时联系理性、自由、道德和信仰等问题说明“以人为本”道德价值在“实践理性”中的实现.康德特别强调信仰的道德价值属性,开辟了“以人为本”理论研究的新方向,真正体现了哲学的“以人为本”理论的文化精神.     

实践理性、公共理由与正义观念的辩护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都深受康德的实践理性观念影响,试图通过契约程序或理想商谈情境去阐发被康德认为是体现了实践理性本身要求的绝对命令程序,来为理性的公共运用确立一个规范框架.他们在关于正义观念的辩护问题上的著名论争,实质是对于何种程序设置才能合理地反映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必须在理想商谈条件下经由公民平等讨论后在相同的公共理由之上形成的共识,才具有道德规范性;罗尔斯认为,在其对正义观念的辩护中,原初代表的“独白式”慎思并不必然会阻碍对不偏不倚道德观点的体现;并且公民基于各自的理由在正义观念上达成重叠共识,是合理多元条件下面向公民的完整统一的实践理性为正义观念作辩护的要求.     

罗尔斯与社会契约论传统的关系辨析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理论是对西方古典社会契约论的扬弃,主要涉及霍布斯、洛克、卢梭以及康德的理论传统。其中,罗尔斯对康德理论的创新性继承是非常重要的,学界的批评很多也都针对于此。Alexander对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实质是将之下降成一种知性算计,Allan Bloom对原初状态的批评则是将之实化为一个特定的社会。这两种批评的共同之处在于,忽视了罗尔斯对康德道德哲学的理性主义的继承,并且将之扩展到政治哲学领域。     

普遍性原则与自由原则：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理念探源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来源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康德道德形而上学有两个来源：一是休谟;二是卢梭。康德在对休谟的“因果大原理”分析与批判的基础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与“自由”,从而为“道德”提供“地盘”;卢梭社会契约论展现出来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由原则”促成了康德对先验纯粹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律”原则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建构。除了休谟和卢梭,莱布尼茨也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重要来源,其理性灵魂单子的“自发性”与“自决性”思想开启了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自由”理论---“先验自由”与“实践的自由”。     

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批判

发端于康德的理性批判,经由新康德主义卡西尔等人的“扩大的认识论”成为文化批判;文化批判把理性批判的对象扩大到“文化领域”,理性随之扩大为形式理性;“合法性危机”的出现,“解构策略”的揭示,使后现代与文化批判相遇。后现代文化批判的实践表明,后现代具有理性特征,即一种批判理性。     

公共理性与政治共识———罗尔斯对康德及霍布斯观点的继承与改造

公共理性通常被构想为一种有助于促成或维持政治共识的理念。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乐观地估计了理性自由运用与政治共识之间的关联。罗尔斯拒斥了启蒙主义的观点,转而采纳霍布斯式的构想,将公共理性作为一种机制以维持某种政治关系。但也因此,罗尔斯必须在不诉诸纯粹实践理性的基础上为公共理性提供新的规范性基础,以弥补霍布斯式公共理性的伦理缺陷。结果,罗尔斯式的公共理性既无法解决根本的价值冲突,亦无法在具体公共政策上促成实际的共识;其功能在于维护由作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那些政治价值所界定的公民间的政治关系,以及使公民相互确信在这种关系中达成政治共识的道德可欲性和实践可能性。     

价值多元论、社会整合与重叠共识——兼论格雷对罗尔斯的批评

价值多元论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张力是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之一.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是人们对社会基本政治制度、宪法原则及价值观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是在排除各种分歧的意见之后所留下的理性共识,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重叠共识的核心.罗尔斯对重叠共识面临的批判进行了辩护.重叠共识理念有益于化解自由主义面临的困境,约翰·格雷的"权宜之计"理念对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理念的批判是无力的.     

实践批判：在康德和马克思的视域中

康德的“实践”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实践的唯一根据就是道德律,马克思的实践是指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最基本的就是物质生产活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是在理性范围内的批判,实践是理性在道德领域的运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是关于现实存在的批判,是立足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现实制度的批判;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目的是为道德实践寻找先天的理性的根据,普遍的道德标准,马克思是通过现实实践的批判为人的解放寻找现实的途径。     

内容出自形式吗——略评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

近代西方"内容出自形式"神话的构建历史,可从康德"绝对命令"开始,直到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学"。哈氏"对话伦理学"的纯粹形式倾向,体现在"交往的不可避免性,论证性原则,最后根据的问题"等三项基本要义之中。"形式不可能产生内容",因而对哈氏神话必须进行反思和批判,基于经验、内容及人的法权,尝试构建实体论证的程序正义论。     

康德美学背景中的成仿吾文艺批评观

成仿吾以康德美学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本体论上,他以康德哲学认识论解释“客观”、“自我”等概念,指出文艺批评是“自我”的表现;在文艺批评建设论上,他提倡以“反省”的方法,借助“合目的性”概念,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他提出了以“同情”为批评方法和批评态度;在文艺批评对象论上,他从康德哲学关于“美的艺术”理论出发,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在于作品的能引起想象力和知性协调自由运动的“论理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总之,在康德美学背景下进行观照,成仿吾文艺批评观体现出相当的严谨性和理论深度。     

阐释的批判与批判的阐释--释哈贝马斯的批判阐释学

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论和传统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研究方法的批判,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共识真理为目的,通过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批判,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研究框架,形成了以阐释学为基础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由于坚持社会科学理论有普遍而规范的客观基础的存在,并以此去理解和分析社会现象,批判阐释学尽管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的新视角,却很难达成哈贝马斯所赋予的理论使命.     

西方自由主义公平观评述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体现社会公平原则,但对社会公平理论的不同理解,会导致不同社会政策的产生。在西方各种社会公平理论中,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理论和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理论最具代表性。通过对这3种公平理论的比较与分析,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能帮助我国正确理解和处理当前的社会公平问题。     

李贽“童心说”新解

李贽在晚明学术思想史上凸显为领军式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6世纪是李贽的世纪。他的"童心说"展现为思想理论的核心。童心是存在的深井,是一种心灵状态,是人、人类的最初生命的原型表征。他在提出"童心说"之前的学术实践活动皆是导向此理论的建构,可以视为"童心说"的准备期,其后的思想理论与社会批判实践均围绕"童心说"而作多向度展开。"童心说"因而构成李贽社会批判思想与实践的理论总纲领。而社会批判维度的实践展开成为"童心说"的根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实践

从文化批判和文化继承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对阻碍历史发展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想的批判、对鄙俗的社会文化氛围的批判、关于批判文化与和谐文化的关系、关于文化思想矛盾的社会历史根源等诸多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实践的框架体系。     

论马克思人学理论的革命性变革——对马克思人学何以可能的思考

人学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类自我认识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实践的理论高度,以现实的个人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价值目标,通过社会关系分析方法,正确地揭示了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创立了崭新的人学理论,从而实现了在人学发展史上的革命性变革。     

简议牟宗三圆善论的理性主义困限

牟宗三的圆善论既是他的道德哲学，也是他的玄学本体论的最终归宿．本文着眼于近代哲学转向的大背景，探讨了牟宗三的困善论在改造和试图超越康德实践哲学的过程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选择，认为他不但没有走出康德的困境，反而加重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一结局端在于理性主义认识的片面性和由此所导致的过分的道德乐观主义，使得圆善的设定只能成为一种良知的企盼，而与现实的道德生活却很难发生联结。     

审美形而上学的开拓之路——试析康德的“崇高论美学”

康德的“崇高的分析”是其美学体系的理论支点之一,它的意义在于为康德美学从现象到本体、从审美到道德的过渡提供了重要的心理机制,以崇高为转折点,审美判断力从日常生活的自由和谐、从外在形式转向人类的深层理性,完成了向“完整意义上的主体性”的迁移。本文通过与康德以前的崇高理论的对比,并联系“自然与人”的哲学基本命题,认为康德的“崇高论美学“是其“哥白尼式革命”的一面旗帜,它凝聚着康德探寻审美认识论向审美本体论的历史转变、进而走向“人是最后的目的”的人类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