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独特思考——浅析梁实秋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梁实秋文艺思想的哲学基础和核心。梁实秋于新月时期将人性论与自然人性论相对立 ,与阶级论相对立 ;去台湾后的“人性论”与前期仍有诸多相似 ,但对自然人性及浪漫主义不再持简单反对态度 ,内容阐述更丰富具体。梁实秋的人性论具有较浓的抽象色彩 ,体现了鲜明的人本主义精神。     

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是人性论吗?

普列汉诺夫的美感论是什么性质的?这是学术界对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在美感问题上,“普列汉诺夫常常自命为阶级论者,但不完全对.他曾经是阶级论者,但后来他已变成阶级论和人性论的调和论者,最后则索性变成为生物学的人性论者.”(《试评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第2页)这样的评价,是否符合普列汉诺夫美学思想的实际,是否公允,我认为有值得商榷的必要.     

荀子“性恶”论新论

对荀子“性恶”论的理解与评价,目前学术界基本上仍持“后天人性论”,即“唯心主义人性论”的观点。其立论根据及形成如此局面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目前的定论调子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性论都是不科学的,因此都是唯心主义的(超阶级、超社会)。当然,荀子也就在所不免了。于是,有了这个既定的框架以后,自然引出的下一步便是为之找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一个背叛馬列主义的铁証——駁“四人帮”“法家爱人民”的謬論

一九七四年六月,大野心家江青带了一班御用文人窜到天津,她恬不知耻地以史学权威自居,在一次“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大放厥词,抛出了一个“法家爱人民”的谬论,公然鼓吹阶级调和论。这是她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铁证。马克思主义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我们必须对历史上的法家和当时的人民群众进行阶级分析,用阶级斗争观点来说明     

是实现社会主义,还是复辟资本主义?——《不夜城》怎样以“人性论”为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演变服务

影片《不夜城》的全部结构都建立在“人性论”这块早已烂朽的基石上面。它以抽象的人代替社会的人,完全抹煞了阶级矛盾;它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根本否定了阶级斗争;并在这“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幻化出它的所谓“社会主义”的海市蜃楼。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拆除了”人性论“这块基石,那末,建立在它上面的、五光十色的《不夜城》便会整个地崩坍了。现在,让我们步入《不夜城》中,看一看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主题辨析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主题 ,传统上多以简单的阶级论进行机械的分析 ,因而颇多矛盾和困惑 ;而用人性论或辩证的阶级论来分析 ,则发现它是个性解放与道德训诫的双向主题的辩证的统一 ,实在不是一个“怪现象     

周谷城的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评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和“真实感情”论

近年来,周谷城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和荅辯同志们批评他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內容涉及到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各个方面,但着重地闡述了他的美学观和文艺观,对美学和文艺理论中一系列的根本问題,如艺术的源泉问題,艺术创作问題,艺术发展问題,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艺术批评和艺术欣賞的问题,等等,提出了与毛泽东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根本对立的理论。而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則象根黑线贯串在他全部理论中,这突出地表现在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和真实感情论中。本文只准备从周谷城的时代精神观和真实感情论来揭露他的阶级调和论和人性论的內容及实质。     

中国古代的“性利论”

<正>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研究人性是研究社会的基础.不少古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人性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下数十种)的人性论,但有一点,无论持什么样的观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承认人的本性(我们把它叫作人的自然属性,是与人的社会属性相对而言的)是求利的.然而正是这一点,却为今天的人们所忽视.如提到孟荀,就只评论其“性善论”和“性恶论”,而他们的共同点——“性利论”却被忽略了.本文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性利论”理出一个线索,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性利论”的重视.     

对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一点看法

瞿秋白“历史工具”论的主要含义是：伟人只是时代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这是就伟人的作用和地位做的评价,而不是就其他人或所有人的作用和地位做的评价。这是说只有伟人可以成为历史工具,只有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人可以成为历工具。成为历史工具的人只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而不是所有人。对其局限性应该从文本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     

告子的“食色性也”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摘要］多年来坊间流行把告子的名言“食色性也”说成孟子的话,这一张冠李戴的错误必须认真纠正。与孟子的性善论对立,告子提出“性无善无不善”论,其基本观点之一就是“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就人性论而言,告子的“性本无善恶”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均于孔子无征。应该恢复中国第一位真正人性论者告子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     

孟子的“性善论”与人格修养美学

孟子的人性论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 ,认为人性本善但同时又离不开人自身的修养以保持和发展这种天生的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孟子修养学人性论或人性论的修养学及其修养美学。孟子的这种修养美学表现在人格完善论、养气修性论、充实为美论、政治修养善论和文艺批评论等方面 ,并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重返阶级”:理论与意义

“重返阶级”是作为对“阶级消亡”的回应和反击而出场的。“重返阶级”论主张，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确在历史中变化，但阶级和阶级关系的本质没有改变，阶级继续存在并持续地影响着社会，阶级分析仍然是分析社会的有效工具。“重返阶级”的努力得益于将工作场所作为权力体系和阶级对抗场所的当代劳工研究，这种从“工场权力”的角度来划分阶级的研究正确地揭示了社会阶级不平等的现象。阶级话语的再出场是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回声，新时代阶级存在表现出工人阶级“新贫困”、中产阶级“再无产阶级化”和全球工业阶级形成等新特点和新趋势，应当重返阶级，把工人带回分析的中心，以新视角坚持和重塑阶级话语。     

关于孔子的“仁”“礼”是否具有阶级性问题——兼论古史研究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

近两年来,刘节先生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一方面表示要与“按照马列主义的理论处理中国思想史”的方法唱对台戏,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批制封建的历史观点,主张要用资产阶级的方法整理史料和编纂历史,并且宣称什么在史学史中分析批制史学家的历史观点就会使“内容太贫乏”。这些观点,都涉及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因此,     

李觏的性情论及其与郭店楚简性情论的比较

李觏的儒学思想是以礼为中心，他的人性论或性情论是从属于其礼论的。在李觏24岁时所作的《礼论》中，为了论证乐、刑、政是“礼之三支”，仁、义、智、信是“礼之别名”，他持性三品说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其人性论的大致倾向。但李觏的人性论有其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一些前后矛盾。在他30岁以后的思想中，为了论证圣人之道不是“以道强人”，则是“因其有而品节之”，“唯礼为能顺人情”，性善或情善的思想成为其性情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宋学中，李觏的性情论处于新儒学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这类似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文章将李觏的性情论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作了比较，指出二者在理论上有相似之处，而且都带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     

“风骨”等于“风格”吗?——与李树尔同志商榷

文化大革命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曾就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进行过热烈的讨论,对风骨的解释,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这篇文章里,我不想对过去讨论中提出的各种不同观点进行全面论述,只是就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阐述的“风骨”即“风格”的理论提出些质疑,以求教于有关方面的专家。 李树尔同志在《论风骨》一文中说:“综上所述,‘风骨’就是风。风,对于某一个作家来说,是指他的创作风格;对于一系列相类似的作家来说,是文学潮流或流派。就广义而言,还有阶级的、民族的、时代的风格。风格即人,在阶级社会中,人都是阶级的人,因此,风格也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倾向牲。”     

对《“好坏互变律”质疑》的质疑

《三月风》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了严秀同志的《“好坏互变律”质疑》一文(《新华文摘》1985年第7期全文转载)。该文从根本上否认“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的必然性,特别反对“坏事变好事”,认为它“是人造的‘规律’”。我认为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一定条件下好事和坏事的相互转化,这是对立统一规律的一个具体表观,对它绝不能否定。 好事和坏事是指与人类利益相关的客观存在的事物或事件。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不同,不同阶级的人有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和价值观,因而对同一事物或事件的好坏往往有着不同的判断,然而这并不能否认区分好坏事有其客观标准。判断好坏事的客观标准就在于看某物或事件是否符合历史发     

宋江与“九天玄女”

利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这是历史上一切反动阶级所惯用的伎俩。一部《水浒》就是建立在“天命论”这块基石之上,每逢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作者总是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列宁曾经说过:“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是假借上帝的名义说     

试谈关于共同人性的若干问题

<正> 在人类阶级社会中,究竟有没有共同人性和反映共同人性的作品存在?这个问题是“四人帮”横行时期设置的一个禁区,谁若涉足,就被扣上阶级斗争熄灭论,资产阶级人性论、阶级调和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等一大堆帽子,以致人们谈虎色变。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几年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是卓有成效的,但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澄清,对于有些问题的提法,笔者站在初学者的角度上,也实在不敢苟同.所以现在粗谈管见,以供商讨,不妥之处恳望指正。     

农民阶级决没有“投降”的“局限性”

在评论《水浒》中,那种把宋江的投降主义说成是无可非议的“农民的局限性”的观点,完全是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是极其错误的。把“投降”说成是“农民的局限性”,首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基本观点。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两大对抗阶级,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有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