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罗马私法的急先锋和开拓者——一种规范视角探源

早期的商法以罗马法私法为适用规范。随着中世纪商人在法律上对贸易活动调整的客观需要,罗马私法已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由于当时教会法和世俗法等各种因素对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利益不利,于是商人阶层先是自发地而后自觉地创设并发展内部的贸易活动准则———商人法,经过斗争而上升为法律。商法是罗马私法的急先锋和开拓者,向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法律发起挑战,同时也促进了民法（私法）的发展。     

论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

明治时期,为了修改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相关法律制定了商法。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先后经历了旧商法的制定、商法论争、旧商法的延期与明治商法的出台,以及1911年和1938年这两次大规模的修改。日本近代商法在演变中不断融入本国文化元素,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浅谈现代商法的独立性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如何确立商法的地位 ,如何把握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即如何认识商法的独立性 ,是自商法产生以来商法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集中体现了商法的价值 ,决定着商法的前途和命运 ,一直为学界所瞩目。一、现代商法独立性发展的历史商法是随着国家间商事交往的产生而产生的。早在古罗马法中 ,就曾制定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但是 ,古代各国的商事交往并不十分频繁 ,有关法规十分简单并与其他法规混杂 ,因此那时并无独立的商法。真正成为一项专门法律的商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 ,当时的地中海是世界各国贸易…     

浅析商法灵魂之所在

本文从商法的发展史、形成过程、法律含义和特征等方面论述了商法的核心灵魂——自由、平等、安全,剖析了现代商法的立法精神、本质特征和发展前景,指出商法之灵魂正是商法得以存在、发展、完善的根基之所在。     

浅析商法灵魂之所在

本文从商法的发展史、形成过程、法律含义和特征等方面论述了商法的核心灵魂--自由、平等、安全,剖析了现代商法的立法精神、本质特征和发展前景,指出商法之灵魂正是商法得以存在、发展、完善的根基之所在.     

《商法通则》立法的法理基础与现实根据

在我国各种商事单行法已相继颁行的情况下,应否制定一部统领各种商事法的《商法通则》,是我国商法制度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未来立法规划应考虑的重要任务。制定《商法通则》不仅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同时也是商事法律制度自身体系化、科学化的需要。商事关系广泛、普遍的存在及其法律调整的需求是《商法通则》制定的基本依据,商法理论的不断丰富和深入为《商法通则》制定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论证和准备,我国既往中央和地方商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为商法通则制定提供了丰富的本土经验,而民法通则的立法过程则为商法通则的制定提供了最具借鉴价值的先例。     

中世纪商人法初探:其范畴、渊源与法律特征

中世纪商人法是中世纪法律渊源的重要一支。商人法既是欧洲中世纪中晚期商业力量壮大以后逐渐系统、成熟的法律体系,也是古代商法、罗马法的继受法。它成型于商人阶层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相关商业惯习、规则的累积,同时也是当时各封建领地执政予以系统化的历史结果。商人法体现了其自身特有的法律特征,即它的习惯性、自治性和通行的跨地域法的特征。中世纪商人法的独特历史地位与影响,是理解中古法律史与封建社会经济之世俗化进程的极为关键的出发点。     

国际商法:起源、发展及其精神

国际商法是在国际商业社会领域内、调整平等的国际商事主体在从事各种国际商业活动中所形成的国际商事关系的统一实体规范的总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深化,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频繁,跨国民商事关系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数量不断地发生着.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商法在21世纪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文章通过阐述和深入分析国际商法的定义、起源与发展等基础理论问题,并紧密结合国际商业社会的现实深入探寻国际商法之精神,以期为国际商法在21世纪的更大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合规制度发展的中国范式及其与商法关系探析

合规制度在美国源起发展及其走向全球的历程总体上可归为一种“公力协助型合规”促进模式。合规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具有外生与内生两个层面的动力,但总体上是由公力主导推动。因此,合规制度发展的中国范式则属于“公力主导型”促进模式。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合规相关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不断演化,企业合规的性质也可以被解读为治理机制、法律激励和法律业务。公力主导型合规难以完全内嵌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商法之中。但合规制度对于商法具有补强功能,主要表现在合规管理可以重塑商法下的分权治理结构,合规义务可以更新商法下的企业人员义务,合规文化可以补强商法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没有国家的正义：汉萨同盟的法律与实践

汉萨同盟的形成源于德意志北部商人共同防御贸易风险的需要,最初只是商人之间的联盟,13世纪开始发展成为城市之间的联盟,形成遍布北欧诸海岸、远达俄国和芬兰的庞大商业帝国。汉萨同盟的成功除了利益的驱使,更重要的是商法的自治传统。汉萨议会和四大商站的实践表明商人们可以在没有政治力量存在的情况下建立自我管理的组织,处理讼争,达到公平和正义。在不断的商业和法律实践中,汉萨同盟形成了德国法律史上最统一、稳定,地理面积最大的法律圈。     

论晚清修律时期的商业立法

晚清时期的经济发展、社会思潮以及清政府试图摆脱统治危机等原因促进了晚清商业立法活动。晚清商业法律的修订伴随着清末新政的实施而历经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的商业法律体系,促进了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业法律现代化的历程,为中国现代商业立法打下了基础,为以后中国商业法律的制订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浅析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电子商务正在我国迅速发展,作为保障电子商务安全的核心制度,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在《电子签名法》中得到了法律上的确认。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电子签名,才被视为可靠的电子签名从而具备法律效力。电子签名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具有法律效力。     

制定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及其体系构想

我国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外成功的立法例 ,为我国制定民法典创造了条件 ,特别是我国法律文化、科技发展及民法自身发展变化趋势 ,奠定了我国民法典制定的指导思想。其表现为从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国情出发 ;从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出发 ;反映科技发展对民法的要求 ;符合当代民法发展的总趋势。由此决定我国未来民法典的体系可采用七分法 ,即分为七编 ,分别为总则、人格法、亲属法、物权法、合同法、继承法、侵权法。     

论商事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在统一《合同法》规则下,商事合同由于自身强调商业效率、行业习惯等因素在解除后果上应当体现出其特殊性,以便更好地发挥合同法规则的积极作用。在解除范围上,应考虑商事合同的根本目的加以确定。在合同解除溯及力上,出于某些商业交易的不可逆性,商法中的公法因素,维护商事交易秩序的需要和法律理念上的差别等原因,商事合同解除往往不能带来返还原物的效果,而应以经济补偿为主。     

财产权的观念基础

财产权作为人类的基本人权,其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正当性具有深刻的观念基础。中西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人们对待私有财产权的态度迥异。这是因为中西社会权利概念具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义作为逻辑起点,而西方社会以正义作为逻辑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义轻利的精神特质,而西方文化传统蕴涵着功利主义的内在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从而以最高权威作为合法性依据,西方传统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以终极权威对抗实在法的合法性。观念的差别要求我们在法治建设中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精神,结合西方权利文化传统,培植我国财产权正当性的文化土壤。     

经理权性质的法律分析

我国没有对经理权问题进行统一立法,《公司法》对经理问题的规定不足以应对现行司法实践的需要。对于经理权的性质,存在着代理权与代表权的争论,但两者在适用时都存在着不能满足商事代理特殊需要的问题。英美法系国家对经理权的态度是将其作为代理法的特殊问题进行处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通过区别论将经理与公司、经理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了内外部的划分。将大陆法系的区别论加以适当的改造,对我国经理权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国际商务中的跨文化交际

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跨国商务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跨文化交际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们产生了相互交往的强烈需求和欲望，其中最频繁的莫过于商务方面的交往。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广阔市场吸引着各国的商人纷至沓来。     

论法治的文化基础

对立法而言,文化理念是立法的价值指引;公民素质是制约和影响立法质量的重要因素;制度文化与立法民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法律运行而言,不同文化特性形成不同的法律运行模式;社会习惯、习俗对法律的运行具有重要的影响;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也是法律运行是否有效的重要因素。文化对法律制度的这种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文化的建设,积极培育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社会文化。     

商业贿赂泛盛机理及对策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经济现象.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业贿赂现象在我国已经达到泛滥的程度.目前,我国已经将治理商业贿赂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业贿赂泛盛机理主要体现在:市场主体的趋利性是商业贿赂存在的前提条件;法制不健全助长了商业贿赂的泛盛;执法体制不顺使商业贿赂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一些行业已形成的"潜规则",给惩治商业贿赂行为带来了难度.治理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对策,主要包括:构建反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设置防范机制,遏制商业贿赂;完善举报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权力寻租机会;建立和完善职业道德,加强行业自律;营造健康的商业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