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偁对白居易讽谕诗的师法与超越

在宋初诗坛大兴唱和酬答之作,诗风轻佻浮华之际,王禹偁独树一帜,潜心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法方面既有师法又有超越。王禹偁主要从美刺手法、卒章显志手法、比兴手法三个方面来学习、继承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技巧。在学习借鉴过程中,王禹偁不是完全概念化、公式化的套仿白居易诗歌,而是灵活地吸收白居易讽谕诗现实主义的精髓,创作上带有个性化的风格。     

美刺·讽谕·为君——试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美学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卓越的文学批评家。他主张文学创作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现实。他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并且以诗歌有无"美刺"和"讽谕"作为诗歌批评的标准;他创作讽谕诗的目的是为政治服务,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极力推崇讽谕诗,对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试论中西讽谕理论的差异

"讽谕说"是西方诗歌的重要理论,中国诗人一开始就将这一理论贯穿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从中西讽谕的运用来看,不存在相互影响的可能,只能是中西诗人对诗歌认识的殊途同归。中西讽谕理论的内涵也存在明显差别:中国讽谕理论以温柔敦厚为核心,西方则只是解读诗意的一个层面;中国诗歌的讽谕意义主要通过比兴的手段获取,西方则是通过神话故事;中国讽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西方则是为了解释《圣经》。这种对比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有助于在对比中把握这一理论的各自内涵。     

赎罪、拯救与逍遥——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的心理动因

在白居易前期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中,一言兴邦拯救天下的政治热情与为民请命的内在赎罪冲动联袂而行,政治上直言极谏,诗歌创作中的讽谕诗"惟歌生民病",风格嚣张刻露,致使白居易政治和艺术上走入了双重困境,并因此而带来了他诗歌创作心理的变化,遁入了"知足保和"的逍遥之游,为其讽谕诗的创作画上了仓促的句号。     

试谈讽谕文体的审美与教学

讽谕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它创造生动的形象而旨在明理 ;虽叙事述人而意在人事之外 ;虽非抒情之作而笔端倾注着浓烈的情感 ,它是三者的合金 ,是教学中值得深入研究的文体     

泛喻广譬 含蓄深沉──论柳宗元作品的讽谕特色

从文体切入对柳宗元作品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阐明讽谕在柳宗元不同文体中各具特色，又互渗相融，形成泛喻广譬、含蓄深沉的总体风格。     

《长恨歌》“劝讽说”的实质及与讽谕各说的比较

劝讽主题说论证了《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的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真情 ,《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这一进展是劝讽说与讽谕各说的根本区别 ,其意义在于突破了《长恨歌》主题研究最大两说爱情说与讽谕说的尖锐对立 ,确立了《长恨歌》选择的“动之以情”的表达方式 ,可以有效解释《长恨歌》文本特征、结构的统一性、白居易自述“风情”、将《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对重要史实的艺术处理等主要问题。     

试论汉赋的讽谕意图及其在创作中隐没的原因

汉赋原是以＂古诗之流＂的身份出现的，作为《诗经》＂美刺＂精神的继承者，它不仅有＂颂美＂的功能，还兼具着＂讽谕＂的意图，但由于汉赋采用＂谲谏＂的方式，通过＂推而隆之＂，由极见反的归谬法来讽谕，造成了讽谕意图的隐晦；更由于汉赋创作中必然的＂尚美＂倾向的冲击，其讽谕的意图进一步消隐下去，而只表现出＂逞辞＂、＂媚谀＂的面貌来。     

元和讽谕诗之儒学指向及文学史贡献

元和文学堪称唐代文学的第二个高峰.表现在诗歌领域,其时形成了一股现实主义创作潮流,涌现出讽谕诗派作家群.讽谕诗派作品的儒学指向主要体现在维护大一统政权、民本思想、深沉的忧患意识、贯彻儒家之"诗教"等层面.该诗派继承并发展了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开创了浅切平易诗风一派,提高了古典诗歌之叙事艺术及促进文学大势由"雅化"向"俗化"嬗递,在文学史上作出重要贡献.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     

讽谕诗的飞跃--试论罗隐讽谕诗对中唐写实讽谕的突破

晚唐诗人罗隐,创作了大量的讽谕诗.这些诗题材内容丰富,表现方式独特,突破了具有浓厚的传统儒家诗教观念的中唐写实讽谕诗的束缚,并弥补了其不足,推动了中国古代讽谕诗的进一步发展.     

论中唐新乐府诗的讽谕特质

中唐元和年间,李绅、元稹、白居易等人创作的“新题乐府”和“新乐府”诗,开创了“新乐府运动”。由于他们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使得“新乐府诗”有着强烈的讽谕特质。这主要表现在“政教”传统的继承性、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和艺术的欠缺性等方面。     

论元、白唱和及其诗歌演进

元稹、白居易前后交往30年,诗歌唱和近千首。这些唱和强化了二人美刺比兴、讽谕时事的诗歌创作理念,有力地推动了他们的讽谕诗创作,形成了同题共作、从同立异的唱和性质。在元白的唱和实践中,彼此的诗风得到不断改进,对二人诗歌创作的风格、体裁与观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诗歌史的发展。     

论西汉论体文的创作

论体文是西汉散文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其表现形式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单篇的论体文,如贾谊的<过秦论>;一类是专题论著中的论体文,如桓宽的<盐铁论>.西汉论体文的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借秦为谕的史论文;二是总结学术的文论;三是表现文人参政议政的政论文;四是表达"士不遇"的讽论.西汉论体文以其突出成就和独特风格为以后论体散文发展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对白诗俗的质疑

苏东坡在《祭柳子玉文》中首次用俗来评价白居易诗歌，此后追随者甚多，且在白诗俗的评价中多含贬义，甚者乃今人仍不厌其烦地用俗来评价白诗。白居易诗歌并不俗，起码含有很多雅的因素。还原白诗，其“非俗”与多“雅”的因素应被世人重视，纠正前人评价之偏颇。本文从雅和俗的关系出发，明确雅俗的内涵指向，着重从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特点和思想内涵上力证白诗之不俗，还原白诗非俗的形象同时期待白诗评价的多元化。     

《策林》与白居易“讽谕诗”溯源

白居易为应试编纂《策林》,其中与政治和文学相关的内容,反映出白居易对"讽教"的特别关注和独到见解。白居易的"讽教"观源于《诗经》的"美刺比兴",但《诗经》强调自上而下的政治教化,而白居易强调自下而上的讽谕、箴规,这种源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诗歌主张,成为其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的理论基础。同时,"讽谕诗"的创作也与白居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其"惟歌生民病"的"讽谕"精神,一是出自"兼济天下"的道义情怀,二是本于"贵民"的政治思想,三是源于诗人的个人遭际。从理论到创作实践,"讽谕诗"经白居易发展成熟,后来成为唐朝诗人以诗讽谏的一种范式。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白居易在长安

白居易一生在长安度过了二十多年时间．从勇敢谏诤的左拾遗到意气消沉的太子少傅，前后判若两人，白居易对中唐杜会的分析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广开言路、举贤任能、轻循薄赋等主张是切叩时弊的，白居易的讽谕诗抨击黑暗现实，反映民间疾苦，具有强烈的“人民性”和极高的艺术价值。     

《诗人主客图》儒、佛因素探源

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既受到儒家传统文论观的影响,也受到了唐代佛教宗派林立和佛教惯有的条分缕析倾向的浸润.《诗人主客图》设立"广大教化"派,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是对于儒家美刺讽谕文学观的强调.张为所处的社会时代、思想政治环境和他的交游、文友等经历,证明《诗人主客图》中的宗派源流观念来自唐代佛教宗派林立的历史事实和佛教条分缕析的传统习惯.     

从《诗经》中政治讽谕诗看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政治讽谕诗主要收录在《大雅》和《小雅》中，按照《毛诗序》的说法共有53首。这些诗歌主要产生在西周末年厉王、幽王时期，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士人，包括“卿士”、“上士”、“中士”、“下士”。这些作者虽然爵位级别不同，与周王室的关系有远近之别，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身为王臣，或多或少都与王室王事发生关系，有知识，有才华，头脑比较清醒，思想比较敏感，政治见识较之常人更深远，容易发现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潜在的矛盾和危机，所以他们创作的这些作品，也就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诗经》中政治讽谕诗所表现出的周代士人的忧患意识，虽有个人的忧生之嗟，但更多的则是对国计民生的忧虑，不仅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身处乱世的危机感，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的关切而升华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有忧国忧民、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它不仅对后世士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也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