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隐逸和文学表现方式及其在现代隐逸派的独特地位

废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另类,但是从现代隐逸派和现代隐逸文学的角度来说,他又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加之其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先后两次隐居,是现代隐逸派的忠实实践者.在文学上,他创作的《桃园》、《桥》、《莫须有先生传》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桃花源般的田园世界.在废名的小说中,桥、塔、坟等意象都具有隐逸的哲学意蕴.他塑造的人物如小林、莫须有先生、陈聋子等人也是废名隐士人格的外化,是隐士原型的变形.废名的这种语言和审美风格直接影响了沈从文.从周作人到废名,从废名到沈从文,前者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后者又实现了对前者的超越.可以说,废名在现代隐逸派,在周作人、沈从文、汪曾祺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和“闺”: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兼论王昌龄的家国守望情怀

“关”和“闺”或者与二者相关的物象、意象大量而密集地直接或间接地出现在王昌龄的边塞诗、闺怨诗甚至羁旅赠别诗中,两类意象不仅体现了王昌龄诗的风格,更成了王昌龄诗的两种情结。两种情结也并非互相孤立无关,而是在矛盾中紧密伴随的,共同凝结了王昌龄的守望情怀,前者守望国家、民族,后者守望家园、情爱。     

《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南唐诗人的崇道与宗贾之风

南唐三代君主均崇尚道教,兴本国崇道之风。南唐诗人的崇道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而有大量的游仙诗涌现。南唐的隐逸诗人与仕宦诗人大多师宗贾岛,这两类诗人的苦吟求工、雕琢字句的创作风格及单调的主题取向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隐逸者之诗具有清幽淡远、飘逸瘦硬的诗格,而仕宦者之诗则显惆怅低靡、卑弱没落。     

魏晋隐逸诗的流变及与士人园林之关系

隐逸诗和古典园林是士人隐逸文化的组成部分。魏晋时期,隐逸诗和古典园林作为士人隐逸思潮的载体而兴盛。这期间,隐逸诗由游仙、招隐等题材逐步转向山水、园林题材,而士人园林的勃兴也反过来影响到隐逸诗创作意境的开拓。     

略论《诗经》中战争诗的内容特色

《诗经》中的战争诗有三十篇左右,反映了周朝那个特殊时代的战争烽云。依据其内容,大约可分为颂美和怨刺两种基本类型。在篇数上,颂美诗比怨刺诗略多。两类诗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前者歌颂了国君、大臣在开国、平定内乱及抵御外辱方面所作的贡献;而后者则多是王朝走向衰弱,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人民的哀歌。     

寒山子禅悦诗浅析

唐代隐逸诗人寒山子的３１０多首诗,按内容可分为自叙诗、风俗诗、隐逸诗、道教诗、佛禅诗五类。其中佛禅诗１５０余首。佛禅诗又可分为佛教劝戒诗和禅悦诗两类。禅悦诗细分又可分为禅语禅典诗、禅理诗、禅悟诗、禅境诗和禅趣诗五种。禅语禅典诗直接以禅家语录、禅宗公案入诗;禅理诗和禅悟诗则表现诗人对心为宗本、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理解和体悟;禅境诗和禅趣诗是以诗寓禅,或以禅入诗,以诗境表禅境,以诗心会禅心,在山林景色的描绘中蕴含禅机禅趣     

英语的描写及其选词

作为文学的要素之一,描写主要用来描述人物、事件、情景和行状的特征。英语中的描写,根据不同的目的,可分为技术性描写和启示性描写两类。前者主要为了传递知识,后者则意在启迪感情,引起读者的共鸣。请看下面的例子。     

试论宋代田园诗的绝响及其余音——以《四时田园杂兴》和《月泉吟社诗》为例

田园诗发展到宋代,有两部作品值得重视。一为《四时田园杂兴》,一为《月泉吟社诗》。前者无论从反映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在同类题材的诗作中都堪称空前绝后;后者则为前者的延续与发展,因所处时代的影响而别具特色。二者当为宋代田园诗歌的绝响与余音。     

招隐诗与反招隐诗的主题剖析——以魏晋隐逸诗为中心

招隐诗、反招隐诗作为中国古代隐逸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隐逸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招隐诗、反招隐诗集中出现在魏晋,尤其是两晋时期。文章以魏晋隐逸诗为中心,来阐述招隐反招隐诗。魏晋隐逸诗运用多样的主题意象和主题结构来进行自我建构,以表达诗人的隐逸情怀。     

《焦氏易林》游仙诗研究

《焦氏易林》是西汉焦赣所著的一部占筮之书，但在文学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受楚辞等文学传统和汉代神仙思想的影响，《焦氏易林》中有大量游仙诗，这些诗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奇幻迷离的神仙世界，涵盖了后世游仙诗的三种类型，表现了作者现实的苦闷与对理想生存境界的想往。     

论《西昆酬唱集》诗人与西昆体

西昆体在宋初与白体、晚唐体鼎足而立,但是三者之中,对前者的研究最为不足。本文通过对西昆体代表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和《西昆酬唱集》中其他十四位诗人的具体分析得出:杨亿最早宗李商隐,但是首先进行西昆体风格创作的却是钱刘二人,并且三人对西昆体的形成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其余十四位诗人在西昆体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但都不容忽视。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论《河汾诸老诗集》的地域特征

元代学者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收录了河汾间八位诗人的诗篇 ,内容丰富 ,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社会现实以及文人心态。本文主要从房祺编录此集的角度、河汾诸老的游踪、河汾诸老具体的诗篇等几个方面来阐述这部诗集的地域特征     

《钱注杜诗》和《读杜心解》阐释特色之比较

清代前期钱谦益的<钱注杜诗>和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运用传统阐释观念对杜诗进行阐释.前者力图考辨史实,批驳旧注,后者力图阐发杜甫的"蔼然忠厚之本心";前者侧重"知人论世",后者侧重"以意逆志".两者各有特色而又互补,共同丰富和发展了杜诗学.     

论《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

《诗经》和汉乐府中的婚姻爱情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心态。二者有很多共同点,如多来源于民间歌谣,作者都来自社会各阶层,都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但是二者又有很多不同之处,如反映内容的宽广程度、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受影响的时代背景以及句式诸方面都有很多差异。对其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婚恋诗的源流和发展。     

从“神”到“人”的文学——《古诗十九首》主题新探

《古诗十九首》把诗歌从经学中解放出来 ,使之成为抒发人的性情的文学 ,同时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具有时代特征。它给近于窒息的汉代文坛吹进了新鲜的空气 ,给“质木无文”的文人五言诗输入新的血液 ,为建安文学开了先河     

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玄言诗的新定义承认了佛理内容,也将玄言诗置于说理诗范围做出标定。嵇康等人的作品被看作玄言诗的代表,这与承认玄言诗与其他类型诗歌在体制上的相通性有关,然而为了提高玄言诗地位而赞美实际并不属玄言诗的作品,只能使研究陷入混乱。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接受理论与唐诗词英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

接受理论关注读者和文本在整个文学接受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强调读者是文本接受的能动主体。根据接受理论的观点,以许渊冲＂三美＂的标准,透过＂三化＂的翻译策略来剖析译诗中成功运用的补偿方法,旨在探讨如何处理唐诗词英译中的文化差异,尽可能减少诗词翻译中的＂文化亏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