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靳志朋博士的《文体与国体--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的文体变革》一文认为,日本近代的文体变革与民族国家的转型是相辅相成的。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迈向了民族国家的征程。在国家意识的支配下,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建立“国语”来统合全体国民。随着民族主义的盛行,日本知识界在书面语系统着意削减汉字、增加假名,建构与“汉文脉”不同的“言文一致体”。     

民族政治和文体选择 ——论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的转变

文体不能被简单理解为语言修辞本身,而应该被理解为结构世界的方式。文章选取辛亥革命前鲁迅翻译小说从《斯巴达之魂》到《四日》的转变进行分析,呈现不同战争“风景”背后的文体差异,分析其与鲁迅民族政治思想转变之间的关系,回答辛亥革命发生之前,鲁迅“弃医从文”前后从“科学或政治的小说”转到“纯粹的文艺作品”的文体选择转变的问题,该转变标示着鲁迅以文学文体重建民族国家想象的开始。     

时代文体与文化文体

文体不是孤立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同时每一个时代总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文体。文体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民族性格、情绪和心理在特定时期的集中反映。考察文体与时代和文化的联系,可以由外到内、由内到外、由微观到宏观,多层面地把握文体发展变化的规律。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考察《尚书》“六体”等文体的命名方式,其“谟、训、诰、誓、命”,本来都是行为动作的“做什么”,“做什么”产生文词,于是以行为动作本身来命名这些文体。这是早期文体命名的一般性方法。汉魏晋文论家蔡邕、曹丕、陆机的文章释体只讨论文体特征,一般不涉及文体命名;而名物、训诂学家刘熙《释名》中则有文体释名,涉及到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之类,却不刻意讨论文体特征。到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以训诂文体命名的方法进入文体“怎么做”、“为什么做”的阐述。它以文体释名进入文章释体,“释名以章义”与文体特征的讨论二者有机的结合,显示出从文体内在逻辑出发以文章释体的特质。这是古代文体论成熟的标志。     

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

论元杂剧的文体特点洪哲雄董上德（中山大学）一、元曲为“活文学”近代戏曲学的开创者王国维在与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谈及中国戏曲时说：“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①此语虽然说得笼统，但依笔者之见，却也道出了元杂剧文体的一大特点，即它因应...     

文体、文体批评及批评文体

文体、文体批评、批评文体这三个概念都可以说是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我们仔细探究这三者可以发现它们的构词成分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所以文体、文体批评、批评文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王国维曾经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同样的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体。我们要想理清批评文体和文体批评,首先得明确文体这个概念。约翰.米德尔顿.默里认为“一场关于文体的讨论,哪怕只伴有科学考察的某些严密性,就必然会涵盖全部文艺美学和批评理论。”我们姑且先不论这句话是否有失偏颇,但是文体讨论的重要性还是十分明了的。“文体”在中西方都有渊源的历史。在西方,文体最初是源于修辞学,是隶属于修辞学的一个概念。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就明确表述过修辞学与演说艺术有关,而演说艺术主要靠的就是语言的表达。那个时候文体的服务目的就是如何使语言表述能够运用得更加恰当。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虑见解的逐步完善,文体跳出囿于修辞的成见,逐步将它的涵盖范围扩展到诗学等方向,不再是思维的从属物而是思维的独特表现方式,这就奠定了现代文体学的基础。二十世纪初文体学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研究者们将文体学与语言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契合点。中国古代文体的发展演变...     

简论英语的法律文体

由国家当局为社会或社团制定的各种法律或规章制度,统称为“法律”。凡法律文件中所用的各种文字体式,称为“法律文体”(Style of law)。一、法律文体的分类法律文体的分类通常见到的有: 1、行政法文体(style of administrative law)     

论外国散文诗的文体生成及对中国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散文诗是一种世界文学体裁 ,散文诗文体在生成发展过程中与诗、散文等文体相互作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诗是中外类似于散文诗的文体在特定时代契合的产物 ,是西方散文诗文体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 ,文体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西方偏向于散文 ,在中国偏向于诗 ,甚至被长期视为新诗的一种诗体 ,极大地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散文诗”作为这一文体的“称谓”是不准确的 ,造成了这种文体与诗和散文两种文体的串义现象 ,导致了中国散文诗的文体建设与新诗的文体建设的混乱。     

从日本料理看日本人的国民性格

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不仅与该国的地理条件、国民的口味习惯有关,同时也反映了该国的文化特征和国民性格。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从一个国家的料理特点能看出其国民性格。大和民族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性格的民族,本文以日本料理的特征为切入点,着重分析了是日本人的性格和心理,从中了解日本人的自然观,审美意识和包容性。     

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性”

中国文化重视“合和”与“集成”。在文体学上,合和与集成主要表现为文体浑和。文体浑和的最高形态是“大成文体”。大成文体是随机浑和与集成所有文体的结果。大成方“全粹”。杜甫向号“集大成”者,这主要体现在文体写作方面。于不同的文体,杜甫写作的“集成性”的程度亦参差。杜诗可谓“集大成”;杜赋可谓“集中成”;杜文可谓“集小成”。杜甫文体写作的“集成”的大方向是对的,但“小成”与“中成”都尚有待于提升至大成境界。     

论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先驱者既推崇语言符号体系的革命，又认识到它毕竟代替不了文学文体的革命，并由此进一步从话语方式的根本变革上实现能指对所指的充分表达与创造；其次，“五四”文体革命与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一种异质同构、同步发展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五四”文体的现代意识与人本价值；再次，在文体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上，“五四”先驱者不仅将文体革命视为文学革命的首要战略重点，而且始终以现代文体的实践与探索为主旋律。文章同时还对现代文体概念、白话文运动与文体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冰心小说文体新论

“文备众体”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现代小说文体观念新的审美意识。冰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体理论家和小说理论家 ,她的小说文体理想主要体现于创作之中。诗化 ,散文化 ,作者在作品中的角色化 ,构成冰心小说“文备众体”的鲜明特征。既认同传统又立足超越是冰心的文学追求 ,其小说的“文备众体” ,包蕴着深刻的文化精神与试验意义     

“前景化”对文体分析的解释力

对“突出”与“前景化”两个重要文体学概念进行了辨析,并对文体与“前景化”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然后分析了文体分析的模式,最后通过实例分析,论证了前蒂化理论在文体分析中的解释力,以说明该理论在文体分析领域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重要意义。     

清季民初的国民语义与国家想象——以citizen、citizenship汉译为中心的论述

民族国家是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基本目标.通过创造性地将西方citizen和citizenship概念译成“国民”,晚清和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想象了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和民族国家图景.清季部分知识分子从“国家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的国民性和催生了现代公民意识,但其真正的目标在于建立强大的现代主权国家,国权高于民权.在反思清季国家建构方略 的基础上,民初部分知识分子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翻译和创造“国民”语义,企图从个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更加彻底地催生个体的“个人主义”思想,建立类似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的民族国家.清季民初“国民”概念的移译表明了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翻译现代性”现象,即重要术语翻译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性生成的过程,它参与了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力、思想和政治发展前景的重构.     

近20年散文发展的文体特征及其文化精神

“文革”以后,散文与其它文体一样迎来了新时期,在文体类型的演化、功能的变化与文体内涵的文化精神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从副刊与晚报文体、学术性小品、文化大散文、“老年人文体”四个方面论述了近20年散文的文体变化,指出了向着生活化、哲理化、学术化方向发展的散文的主要特征及其问题。     

语言变革与儿童散文的文体现代化

语言变革驱动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并开启了文体范畴化的现代之旅。“文界革命”与“语言革命”的统合，突破了古代散文的“义法”，确立了以个性为本位的现代散文体式。得益于现代儿童观及散文文体的转型，儿童散文在语言“道器合一”的新变下应运而生。儿童散文内蕴“儿童”的文体属性，但实质上却是成人与儿童“两代人”的话语转换与讲述。立足于儿童文学本体的原点，儿童散文的文体学包括“文之体”与“文和体”两个层级。从描述性概念向结构性概念转变，可洞见儿童散文文体现代化的发生机理。     

李健吾文学批评文体探析

文章在分析李健吾随笔式批评文体产生原因的基础上 ,着重论述了其在文体结构、文体语言及文体表达手法的选择等几个方面的特征。文章认为散漫自如、短小精悍是其体式特征 ,絮语话语、警策性话语及审美描述性语言是其语言特征 ,多种修辞手段的运用构成了表达手法的主要特点。文章最后分析了随笔式批评文体的使用原则及其局限 ,同时对八十年代兴起的“李健吾批评文体热”作了客观评价     

语言的文体化与活性化—大江健三郎的“语言-文体”观

语言的文体化与活性化,是大江健三郎的"语言-文体"观在创作实践中的文学创作策略.这一方面使得他所倡导的想象力论落实到了具体的文体问题上,一方面又使得他对日本传统私小说文体的解构成为可能.     

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

文体自觉是指文人对某种文体的体制特征有了全面、准确而明晰的认识,并在文体写作实践中自觉遵循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体自觉论”的提出背景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自觉问题的重新升温,并继续引发诸多热议。本文提出以“文体自觉论”代替“文学自觉论”。笔者认为,文体自觉论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也符合中国文论的实际,且理论上也是完全可行的。文体自觉应该有一个标准。标准问题是文艺自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衡量文体自觉的标准,扼要说有四点:第一,文体独立,体制健全,技艺纯熟;第二,出现专门的文人型作家;第三,读者云众,社会影响大,文化地位重要;第四,烛照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入。文体自觉主要包括诗歌自觉、古文(文章)自觉、戏剧自觉和小说自觉等,其自觉期分别在建安、中唐、元代、中唐等。     

文体意识与文学史体例

针对综合型通史式中国文学史撰述体例上的一般做法提出驳议。认为首先应该强化文体意识，加强文体的体裁、语体和风格三层面在文学史中的结构性地位，这是保持文学史的“文学性”的客观基础。其次，在确立历时文体学的前提下，文学史撰述体例中的分期标准、评判文体价值的原则、“综合型”与“通史式”的兼顾等问题才能得到妥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