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

鲁迅是一位具有独异性的中国现代作家。他的作品具有经典性,人格具有楷范性。新时期对鲁迅的挑战,主要是消解和颠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当前鲁迅研究的热点问题有:毛泽东1957年推断鲁迅的一句话、鲁迅的死因、鲁迅的绯闻、修订增删1981年版《鲁迅全集》过程中的若干争议等。     

毛泽东的“鲁迅论”的几个特点——关于“毛泽东的‘鲁迅论’”之一

中国的鲁迅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同社会、现实的联系.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研究者们更多地关注鲁迅对社会变革的意义与贡献,从历史与社会角度估价鲁迅的价值成为研究鲁迅的基本方法,翟秋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写于1933年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开阔的视野,从中国近代、现代思想斗争、文化斗争发展史的角度.理出了鲁迅思想发展的脉胳,总结出鲁迅精神的主要特点,阐示了鲁迅战斗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序言》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贡献了关于鲁迅的最新认识,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结论,还在于它在中国文学界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序言》研究鲁迅的角度与方法,它所做的重要评断与结论,它对鲁迅精神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毛泽东对鲁迅的认识、评价.在认识鲁迅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和鲁迅是现代中国两大思想家,他们平生虽然未谋一面,但“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毛泽东很熟悉和崇敬鲁迅,在现代中国能为毛泽东如此赞佩、尊崇的人并不很多.毛泽东喜爱读鲁迅的书,由艰苦的陕北到病重的晚年,他一直常常阅读鲁迅的作品;他也很喜爱与人谈鲁迅,陕北时期他经常请一些刚从上海来延安的熟悉鲁迅的人介绍鲁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女吊》的复仇精神与目连戏的反叛特质

作为辞世前留下的最后几篇作品之一，《女吊》对理解鲁迅一生思想有着特殊价值。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鲁迅在该文中“发明”了女吊身上本不具备的“复仇精神”。这一问题对中国近现代民俗文化研究与从根源上把握鲁迅的思想体系，都具备重要意义，故而研究希望通过对江南地区目连戏与民俗文化中“女吊”形象演变史的系统梳理，结合明清两代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解读鲁迅视“女吊”为“复仇”象征的理据为何，进而指出在《女吊》中，鲁迅敏锐地发现了在官方的正统叙述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充满“报仇雪耻”精神的江南文化传统；因此，他以民间文化为立足点，通过提取出其中最富异质性、反抗性的地方文化核心要素，对“正史”和“正统”进行了重新解读与批判，更进一步，试图通过个人书写重塑新的乡邦文化，建构他所期望的地方文化传统和知识谱系，这同时也是鲁迅所秉持的启蒙精神的重要体现。     

鲁迅意识深处的越文化“场”

鲁迅在绍兴生活了他一生的三分之一,不管他是否意识到,在他的意识深处,始终存在着一个越文化“场”。这表现在在鲁迅各种形式的作品中,不时浮现出一种“故乡情结”;鲁迅的精神气质,可用“硬”和“韧”二字概括,而这正是越文化的传统;在鲁迅的思维方式上,也显示了越文化“崇实”和强烈的批判意识的思维特征。     

民族历史观照中知识分子的“交集’’——从张承志的散文看其对鲁迅的再阐释

“伪士当去,迷信可存”是鲁迅对现代中国语境下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深刻反思,当代作家张承志的散文《致先生书》、《再致先生》、《鲁迅路口》和《文学的“惜别”》是通过个人阅读经验即“把握”对鲁迅文化理念的精神阐释,在日本情结、批判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捍卫民间精神性信仰等方面都与鲁迅产生强烈共鸣。这种民族历史观照的“交集”,既包括张承志试图从鲁迅身上寻求知识分子立身的精神资源,延续之后的“再阐释”也表达了全球化过程中保存文化多样性的当代话语。     

论鲁迅与曹禺作品中对生命意识的书写

生命意识是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鲁迅与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中的佼佼者,两人在文学创作上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鲁迅站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其生命意识主要是围绕着“国民劣根性”而展开。在对国民进行批判、剖析的过程中,鲁迅一面反思,一面也产生了浓厚的悲剧性和深切的孤独感,进而感到绝望,然而他毕竟还是不肯放弃绝望中的一点希望。随着时代的推移,鲁迅所批判的国民逐渐觉醒,开始对自己的生存困境进行思考与挣扎,在这种背景下,曹禺思考角度也相应发生变化,由鲁迅时期的“唤醒”、“批判”转为了“探索”,他把目光集中于“人”本身,探索着人对于精神自由的渴望,故而他的生命意识更多的集中于人们对自由的追寻与斗争。与其他作家直接在文章中发出悲叹与呼吁不同,鲁迅与曹禺作品中的流露出一种巨大的悲悯意识,并且这种悲悯意识是以一种潜藏的方式显露出来的。     

“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严怪愚与鲁迅

著名记者严怪愚以鲁迅先生为楷模,在做人与作文上都深受鲁迅先生的影响.鲁迅先生逝世后,他成为鲁迅精神坚定的捍卫者和传承人.“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的信条,培养了严怪愚的铮铮傲骨和浩然正气,但也使他屡遭迫害.     

鲁迅对中国小说的贡献--浅议鲁迅小说的现代化

鲁迅先生创作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小说”，为中国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普通民众，写出了“人的觉醒”；他用白诱创作，用截取生活片断的方法来显示生活的全貌；他用种种方法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他吸收和借鉴了现代西方小说的经验，使叙述方式和叙述角度多样化；他是中国小说走向现代化的优秀旗手。     

“欧化”、“日化”与“章法”、“句法”——试析异域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

鲁迅卓越的语文成就离不开他对异域语文的体悟和借鉴.本文立足于鲁迅的翻译与创作实际,从章法与句法两个方面考察了欧化与日化语文对鲁迅的启发与影响,提出鲁迅的“硬译”体现出他对“逻辑”与“语气”的关注,鲁迅“精细”与“繁复”的表达风格与其欣赏并追摹具有“优婉”之风的日语表达方式有关,而鲁迅对“标点”和“段落”这两种传统汉语文本中所无的域外语文“资源”的创造性使用,不仅使中国现代语文在书写形式上更灵活生动,而且促进了中国语文文法的创新.     

为朵“小花”入乐园——解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正>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作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含义,所以解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别样的“精彩”。《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回忆性散文,收录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这篇文章描述了鲁迅童年时期在绍兴的百草园中的游戏和在三味书屋中的读书学习,     

回到鲁迅读懂鲁迅--漫忆唐弢及其鲁迅研究

唐弢的鲁迅研究影响过一代人,他总是默默地与鲁迅"对话",始终围绕着读懂鲁迅这一思路,他又是一个把鲁迅研究推向新高度的学者.     

韩国鲁迅研究的启示和东亚鲁迅研究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鲁迅研究日益陷入困境之时,韩国鲁迅研究却迅速发展成熟起来,通过对韩国鲁迅研究“成熟发展”的原因和表现的分析,提出可以给中国鲁迅研究的种种启示。文章进一步着眼鲁迅思想和创作对于日、韩、中3个民族现代思想文化建设具有的基础性价值,论析日、韩、中3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鲁迅研究上相互影响和借鉴的历史,提出并阐释了建构“东亚鲁迅研究”的意义。     

吃人的“公共领域”——分析鲁迅小说的另一种视角

在鲁迅的小说中不断出现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公众场所。故事中的人物在这些场所交谈争论，传播各种信息，形成一种类似“公共领域”的现象。这些“公共领域”是愚人和庸众云集的地方，他们的言论既荒唐、愚昧，又残忍可怕，先驱和弱者在这里被迫害，被嘲笑，被奚落。鲁迅借此表达了他对保守、落后的社会及国民的愤怒和绝望。     

厦门时期的鲁迅:温暖、无聊、寻路

线性发展逻辑上的鲁迅研究,遮蔽了厦门时期鲁迅丰富的生命内容.回到历史语境中,厦门时期的鲁迅向世人呈现出生命中最柔软的部分,温暖的情怀表现出与"横眉冷对"不同的生命特点;"无聊"是鲁迅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体现一位独立知识分子于特定环境中的独特心境:"寻路"是厦门时期鲁迅的生命指向,在徘徊不决中"埋葬"与"留恋"纠缠,温暖与"无聊"厮守.厦门时期是人间鲁迅、"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鲁迅身份纠葛的真实存在.     

鲁迅研究的思想意义与学术理性

近年来,关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而学界和民间对于鲁迅思想价值和当代意义的质疑,首先是对过去长期以来的政治性的“学鲁迅”单向诉求的过度反弹;其次,质疑和反弹不应该以否定鲁迅核心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为目的。应该在“鲁迅学”的学术理性的前提下,对鲁迅形象和思想进行还原。与此同时,当下最为迫切的是将鲁迅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境遇的现实相关联,作为引导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和国民性改造的精神资源。     

论网络鲁迅批评的意义与局限

网络“民间鲁迅”的崛起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公共领域的创生,从而与“政治鲁迅”、“学术鲁迅”鼎足三分。与此同时,清除网络鲁迅批评中的语言暴力已成当务之急。     

天津报刊对鲁迅逝世的多维呈现

鲁迅逝世后,《大公报》《益世报》《庸报》等天津报刊对有关鲁迅的纪念活动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并组织编辑了系列纪念文章缅怀鲁迅先生的成就和贡献。这些报道和纪念文章视角多样,立场也多有不同,从公共意义到个体价值,从中国作家到世界文豪,从现实情感到精神更新,呈现出了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鲁迅形象。     

鲁迅与赵树理

鲁迅和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位卓然而立的关注中国农民的文学家.然而由于历史时代风云、个人境遇经历和文学审美趋向等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文学呈现了有着丝缕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景.     

怎样理解鲁迅自述“天生的不是革命家”

鲁迅晚年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这是无可怀疑的;但如将他同无产阶级的政治家、战略家等同起来,那也是不恰当的。鲁迅属于思想家型的革命家,因而鲁迅的自述“天生的不是革命家”,从确切意义上来说,理解为“天生的不是政治家”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