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逆境中选择战略发展机遇的光辉典范

红军长征是一次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当时的中央和红军处于中央苏区无法立足、王明左倾严重错误指导、国民党蒋介石重兵围追堵截、张国焘搞右倾分裂以及大江大河天险、雪山草地无人区等极为罕见的逆境中。党中央和红军机智而勇敢地选择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目标、“避开强敌、迂回北上”的战略转移路线、以陕北为战略落脚点以及纠正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最佳时机和模式,从而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党、军队以及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央红军长征与蒋介石和地方军阀的矛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八万多人从江西瑞金、宁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途经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青等省，于1935年10月完成了战略转移，并在1936年10月与第H、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央红军之所以能够胜利地实现战略转移，主要原因是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红军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同时，红军充分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也是其取得战略转移胜利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浅论扎西会议的历史意义

浅论扎西会议的历史意义胡润作为遵义会议继续的“扎西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它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到了具体落实，红军实现新的战略转移．为长征胜利奠定了基础。“扎西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之际，...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长征中的体现和发展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在长征中的体现和发展袁理张晓峰︵解放军南京海军指挥学院南京二一○○一八︶在举世闻名的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之所以能够克服千难万险、最终取得这场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自红军创立时期就确立起...     

论红军长征胜利之因

<正>六十年前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世界战争史上的伟大壮举.回顾长征,总结其胜利之因,从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其历史认识和现实实践的根本意义与价值所在.一、长征的胜利是党正确领导的结果1934年,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完全控制了党中央领导权,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至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茫茫征程.应该说,红军长征之初,行动是仓促的,方向只能往西,但落脚点不明,红军生死前途未卜.红军大规     

长征与抗日共同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正>长征与抗日相结合,把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虽然在长征开始时“北上抗日”并没有被作为其行动口号,也未被确定为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针,更不是博古、李德转移计划的行动目的,但它在长征前后却一直是红军追求实现的战斗目标,是鼓舞指战员英勇奋斗的政治目的.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确实是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进行的,长征的胜利实质上是实现“北上抗日”路线的胜利.(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当工农武装割据如众多星星之火出现在中国各地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这种割据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     

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光辉的篇章

长征在四川是长征史诗上光辉的篇章吴启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衣红军，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红军长征在四川的光辉历程，在整个红军长征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共中央在四川境内多次召开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政治局会议...     

方志敏在皖南

1933年9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以50万军队“围剿”中央苏区10万红军,以10万军队“围剿”阂浙赣苏区1万红军。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当时由博古任总书记,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负责军事）,到1934年10月,中央苏区范围由纵横各近1000里缩小到各仅300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实事求是 振兴贵州——在遵义地区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五十年前的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和红军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照搬书本,照搬外国经验,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排挤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领导,致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作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着重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     

论长征前期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论长征前期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地位和作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刘中刚孔凡铜在红军的长征史上，“三人团”作为前期的最高领导核心，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周恩来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更是在其个人乃至我党的历史上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应为长征组成部分

过去,史学界对于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为配合和策应主力红军战略转移(长征)、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反映得不够,尤其是没有把他们的活动与红军长征的全过程有机地联系起来加以总体研究。其实,这是红军长征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拟从这方面作些探索性的尝试,以期引起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讨论。     

红军长征的壮举永载史册

<正>6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特有的姿态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毛泽东在1935年曾论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今天,红军长征仍铭记在人民的心中,并在继续深化其印迹.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曾经历两次历史性转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北伐战争失败后,我党从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关于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两个问题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摆脱了围追的敌人,调出了滇军,乘虚西进云南,从云南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实现了“渡过长江向北发展”的战略目的。因此,中央红军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是长征史上的重要一页。在纪念红军长征过云南五十周年的时候,拟就巧渡金沙江的两个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研究这方面问题的专家学者。     

《先锋报》与长征的早期海外传播

1934年10月27日,《先锋报》刊发第一则长征报道,这则报道比范长江、陈云、斯诺、薄复礼、董健吾和长征亲历者的长征报道都要早。两年的时间里,该报持续刊发了145篇相关报道和9张图片,以多角度、多体裁的形式再现了一幅立体、动态的长征图景。《先锋报》上的长征报道具有重要的历史功绩:它打破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对红军和苏区的新闻封锁,有效地建构了红军的正面形象,同时也广泛宣传了长征精神,较早地概括出长征精神的内涵;宣传"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使红军长征师出有名,并为中共在艰苦条件下开展对外宣传报道积累了宝贵经验。     

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概述

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甘肃,是红军长征到达的第十个省份。红军长征在甘肃从一九三五年八月红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结束长征,前后历时一年多。从岷山到六盘山,从甘南草原到陇东高原,到处都留下了红军光辉的战斗足迹。在长征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俄界会议、腊子口战役、哈达铺整编、榜罗镇会议、会宁会师等等也都发生在甘肃广阔的大地上,因而,红军长征在甘肃的这段历史,在整个长征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对于最后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到达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学习和研究红军长征在甘肃的这段历史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十五军是长征期间进入甘肃的第一支红军部队。     

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 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毛主席领导人民革命的一次伟大壮举。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毛主席一起亲自领导并胜利完成了伟大的长征。 一九三四年十月,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一开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由原来的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们一味地命令红军     

红军长征中根据地建立计划的演变

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在哪里,即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在哪里,这是关系长征的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其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征一开始就是为了转移到陕北,或者遵义会议后就确定要到陕北。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依据敌我情况的变化,不断改变建立根据地的原定设想和计划,作出符合实际情况和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的抉择。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最后选择在陕北,并不是长征一开始就确定了的,而是在长征的实践中经过逐步摸索、认识,逐步放弃原有打算,最后一步一步确立的。     

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再探讨

本文对长征研究中两个问题进行再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一,关于红军长征前和长征中是否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问题,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就知道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和长征中知道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但对陕北苏区和红二十七军却并不知晓,这主要与陕北苏区形成的时间有关;第二,关于红军长征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有人认为是“湘西—川黔边—川黔滇边—川西—川陕甘—陕北”,笔者认为红军战略方针经历了“湘西—川黔边—四川—川陕甘—陕北”的转变,除此之外常常被研究者认为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只是一些策略方针。     

再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是历史的必然:红军长征始终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目标和方向上为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可能;红军长征途中克服了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保证了最终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客观条件是红军选择落脚的关键。     

试论乌江之役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红军为贯彻黎平会议决定,强渡乌江天险,向黔北挺进,乌江一役,歼敌约四千人,是红军长征中取得的第一个较大的胜利,在长征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探讨乌江之役,对研究红军战史和毛泽东军事思想,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重点向中央苏区进行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次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建议,实行一条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路线,造成反“围剿”的暂时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长征。当时,主力红军有一、三、五、八、九五个兵团,约八万多人。在长征中,“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