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年和末年人口数量

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这又是研究东汉人口史的重要问题。东汉初年和东汉末年,是社会剧烈动荡和人口锐减的时期。具体而言,造成东汉初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有战争死亡、严刑苛法死亡、灾荒和饥馑死亡、疾疫死亡等。东汉初年的人口数量只有西汉末年的约30%,即约有户367万、口1800万。东汉末年,人口再次大幅度减少,原因主要有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李郭汜之乱、军阀混战等战争因素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多次发生疾疫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东汉末年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东汉永和五年的32%,即约有户310万、口1572万。     

论曹操平定关陇的奠基战役——潼关之战

自东汉末年群雄割据,至西晋天下归一,其间战争不断,曾经给社会带来了无限的灾难。在这大大小小数以百计的战争中,有裨益于社会,结束战乱、促成统一的战争极为鲜见,而发生在公元211年(汉献帝建安十六年)的曾对曹操平定关陇起到过奠基作用的潼关之战,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对潼关之战战前的形势、战争双方胜败的原因,以及这次战争结局对整个形势的影响,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尤其对构成胜败双方不同结局的诸因素的分析较为详细。     

东汉时期泗水流域的农业发展

东汉时期泗水流域气候温暖湿润,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富,有发达的冶铁业,牛耕技术不断进步,并得以普及推广。泗水地区人民素以＂好农＂著称。在东汉政府重农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泗水流域迅速摆脱两汉之际战乱的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获得了进一步的提升。东汉末年这里已成为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魏晋时期薄葬思想探析

魏晋时期薄葬思想的出现,既有来自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来自社会思想变化的原因.从社会环境看,东汉末年以来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困窘,物质极度匮乏,盗墓现象严重;从社会思想看,儒家传统名教思想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和挑战,厚葬思想也受到怀疑和冲击.人们冲破儒家礼法的束缚,反对厚葬,以薄葬来展示反传统观念,薄葬思想理论也因之形成.     

东汉史分期刍议

<正> 近年来对东汉史的研究加强了,但很少见到有关东汉史分期问题的专门论述.本文拟对东汉史的分期提出些粗浅看法,以期抛砖引玉.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将东汉与三国合在一起,分为三个时期:东汉前期(汉光武帝至汉章帝共64年;东汉后期(汉和帝至汉灵帝共101年);分裂时期(190年——208年即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建安十三年凡19年为前段,208——280年即建安十三年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凡73年为后段,前后共91年).范书是从政治概况的角度作出上述分期的.他认为三国分裂,是东汉末年割据战争的继续,因之“附于东汉”.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按其分期却将东汉     

“乌鹊”的所指和所比

曹操<短歌行>一诗千古流传,然而诗句"乌鹊南飞"中"乌鹊"指什么又比喻谁,历来颇有争议.本文从语言、文学、文化和历史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这一命题,认为"乌鹊"泛指鸟类,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鸟雀",在此诗中比喻东汉末年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     

诸葛亮以法治军斩马谡(历史故事)

东汉末年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破坏了国家统一。诸葛亮、曹操,都是法家,都有一条统一、改革的路线,各自都想用自己的武装力量进行统一战争。 诸葛亮第一次出兵北伐,是在公元228年的春天。他从汉中地区出发,浩浩荡荡地向祁山地带进发。     

三国时期的薄葬与厚葬

东汉末年由黄巾起义引致的社会大动乱,导致东汉王朝名存实亡,中国进入一个战争频繁、长期分裂的时代。政治的长期动荡,造成社会的极不稳定,使人们在思想和生活等方面出现了很多的转变。而这一时期的丧葬习俗,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本文拟对三国时期的丧葬习俗进行探析,以对这些变化的情况、特征及形成原因作出一些分析。     

战争与环境: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个案研究

战争对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国时期,魏吴两国因为军事需要在淮河中下游屯田,部分地区人口密度高,土地过度开垦,水土流失严重,导致西晋初年淮河中下游水质比较浑浊,人口在短时期内对环境产生了较大压力。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使得屯田人口大为减少,南北朝时期,战争导致淮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减少,土地荒芜,淮河中下游水质又变得非常清澈,生态环境恢复。长江流域中上游也发生类似变化,西晋末年,战乱导致人口向山区迁徙,加之獠人农业快速发展,蜀地山区土壤垦殖率增高,水土流失严重;随着社会安定,迁往山区的汉人回到平原地区,獠人也大量外迁,蜀地山区森林植被恢复,江水又比较清澈。十六国时期,为满足扩张和屯兵的需要,统万城地区遭到过度开发,再加上战争频仍,致使原来河流纵横的草原地区逐渐沦为流沙满目的荒凉沙地。由此可见,传统时代的战争对环境的影响深远。在长期的军事对峙中,由于在某一区域集中了大量的军队,从而使自然资源负荷过重,而恶化了当地的环境。而且为躲避战争,使得人口向丘陵地区聚集。这些地区虽然得到了开发,但破坏了人与自然缓冲的丘陵地带,从长远来看,往往得不偿失。     

《蒲氏远祖及民族成份新探》质疑、题析

《新探》以拣记所探得的蒲鲁浑之父蒲运超与族人,在南宋末年为躲避战争从东营北迁,1211年到蒙古定居。其实不然,稽宋史,并非末年,而是南宋中期,其间80余年无战乱,只有嘉定三年,淄州地区有过大灾之年,当时原蒲家庄的蒲运超与族人同各村一样,许多人家结伙外出逃荒。求生中又迁蒙古南方定居,而并非从东营迁去。年幼的蒲鲁浑长大后,参加了蒙古军,因屡立战功,被封官晋爵,及以后诸事,《新探》作者笔下有许多误说。笔者在此质疑分析,以证史实。     

军事地理视野下的蜀道争夺之比较研究——三国与五代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乃动乱与割据之世,该时期内南北政权围绕蜀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通过对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蜀道争夺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三国时期与五代时期的蜀道争夺战极为频繁,在中国历史上较为罕见;三国时期各条蜀道的使用频率较为平均,五代时期则严重倾向于选取故道和金牛道;三国时期蜀道争夺战多取用其中一条,而五代时期则数条同时进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秦汉时期颇为重视蜀道建设,以至于三国时期蜀道的畅通性仍保持良好,而隋唐五代时期故道长期作为官方驿道,便于行军打仗;与三国时期相比,故道在五代时期的军事地理区位优势更加突出;三国时期曹魏以长安为伐蜀基地,与五代王朝多以凤翔为伐蜀基地不同。     

试析门阀制度政治内涵的演变——从东汉末年到隋唐时期

门阀制度是封建地主阶级特权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的影响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文章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东汉末年、曹魏和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个阶段,将门阀制度放在不同阶段进行讨论,以找出其政治内涵的演变过程.     

唐朝末年江淮流域的人口迁移及其历史意义——以王绪、王潮“悉举光、寿兵五千人”人闽为例

唐朝末年以至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乱时期。动乱最初发生在中原地区,后来波及到全国各地,江淮流域也未能幸免。其中,在后来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王绪、王潮“悉举光、寿兵五千人”入闽事件,便是最初发端于江淮流域的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寿州（治今安徽寿县）一带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由于该次移民以集体迁移的形式出现,迁移方向是相对安宁的东南沿海一带,迁移后果是以这些移民为主体建立了五代十国时期的闽国,其移民领袖之一王审知成了开国之君;因此,这次移民无疑也是当时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移民运动之一,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很有必要。     

汉末齐地诗文用韵考

汉魏之际是汉语从上古到中古演变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齐语的变化很值得注意。在《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罗常培、周祖谟)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汉末几十年间齐地一带作家诗文用韵情况的整理归纳,对这一时期的韵部演变进行更加微观的区域性共时研究,显现出汉末齐地诗文韵谱的韵类特点和变化趋势,既验证了前人著述中有关韵部演变的基本结论,也发现了与罗、周等前人之说的不同之处,如模韵的独立等。归纳出的韵谱既有东汉韵部的一般特点,如鱼部麻韵转入歌部,歌部支韵转入支部等,又出现了跟三国韵部相似的变化,如职德分为两部,脂部咍灰皆韵字分离等,还体现了齐地方音的特点,如“风”字韵尾的变化。从齐地诗文的用韵不难发现,这正是处在一个汉语音韵发生转变的当口。     

印度佛像初传中国的阶段性与各阶段的传承性

汉晋佛像的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是：东汉中期施无畏印、袒右肩和通肩衣并存,东汉晚期施无畏印、通肩衣,吴晋时期禅定印、通肩衣。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像不同时期粉本的传入,体现了初传中国佛像的阶段性差异。同时,汉晋佛像仪轨特征在各阶段还存在传承性关系。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吴晋佛像与康僧会“设像行道”等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都可以相对应。长江上游地区佛像来源缺乏记载,但佛像出现最早,且第一、二阶段佛像特征变化与印度初期佛像发展趋势同步,暗示此地存在畅通的佛像传播途径。     

蜀汉重庆人口考

考蜀汉时期重庆人口,由于《三国志》阙“地理志”,无直接材料可作依据,只能凭间接材料。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中之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重庆人口为户１９９ ６５０、口６８９ ７００。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三郡乌丸考

曹操平定幽州的三郡乌丸,是东汉末至三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三郡”的具体名称,后世史家说法不一。事实上,“三郡”是指幽州下属的辽西郡、右北平郡、辽东属国。将辽东属国解释为辽东郡或上谷郡,是不妥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