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人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文本细读·文学经典与文学史——夏志清文学史建构论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文学经典构筑的文学的历史;文本细读与文学经典的发掘是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这与汉学家普实克发生了冲突,其冲突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偏见,也是两种文学史建构谱系的对峙;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有其致命局限,但并不能掩盖其小说史的独特价值;无论是其文学史建构原则,还是其小说史文本,还有很多复杂问题供我们思考探析。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文学场域中经典建构的社会动力分析

经典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取决于文学作品内在的美学品质,还有赖于文学外部各种社会动力的合并推动。文学场域视野下的经典建构是一个文化熟知化的过程,通过广泛的社会化和机构化过程,作家及作品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经典建构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各种力量和关系较量的过程。为获取对经典的合法垄断,文学场里的机构和行动者必然展开竞争,由此推动了经典的形成。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思考

中国当代文学应包括大陆文学、台湾文学及香港与澳门文学三个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学史是19世纪末开始、至今尚未结束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漫长而又曲折历程中一个短暂而特殊的阶段。文学史写作应避免“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的倾向,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以求准确地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征。中国当代文学史走了一条“之”字形的复杂道路,有三个贯穿始终、影响巨大的问题,分别为:文学工具化与文学自觉,文学的“民族情结”与文学的世界眼光和启蒙意识,作家的精神状态与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是文学发展的外部因素和内部规律等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历史化"转向以"后现代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具有独特的"历史化"的操作方式,以"解构"的态度反对以往的主流文学史观."历史化"转向促进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知识建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a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反思与学科意识的建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要想建立合理的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就必须时时反思自身对现实的遮蔽性,即思考的先验性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性,前者包括意识形态的先验影响与理论先验对文学独特的遮蔽,后者衍生出一种文学观念惟我独尊的片面思维等.同时,在学科意识建构的操作层面上,还需处理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先验性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其与文学不同属性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立场、经典化的具体标准等问题,由此学科研究才能落到实处.     

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与价值

<正>针对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很有必要倡导以解决文学和文学史问题为导向、以培育创新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把文学跨媒介、跨区域传播研究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可以拓展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阐释空间。文学跨学科研究必须突破个案研究的封闭性、时间与空间的封闭性,才能取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本文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在反思“文革”后这一学科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就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本文认为,为了动态地呈现当代文学历史发展的曲折进程与复杂内涵,摆脱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通行的单一的、片面的线性逻辑,应当建构尊重当代文学史发展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变化性的“过程美学”,重视当代文学艰难而复杂的生成过程本身；在研究视野方面,为了贯彻互动、共生、多元的指导思想,当代文学研究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结合”,即:史料发掘与逻辑建构的结合,整体把握与文本分析的有机结合,创造美学与接受美学的结合.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当代文学选本研究的三个面向

目前文学媒介高度发达,文学作品数量与日俱增。面对数量庞大的文学文本,具有展示典范、钩沉遗珠、呈现时代与编者文学观点的文学选本,就成了介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有效途径。当代文学选本的理论研究表明文学选本的操作类似一种权力运作,涉及谁来选、怎么选、选什么这样一个包含了吸纳与排除的权力斗争过程;当代文学选本的历史研究则探讨了选本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关系;当代文学选本的应用研究将选本置于文学史的语境之下,重点关注文学选本对文学认知、文学形象以及文学书写的影响。进一步整理、探讨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选本的价值与功用,是当下文学研究的迫切需要。     

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思

海外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传统。如何通过对经典化过程和经典文本研究,探讨这一领域的艺术传统与艺术创造个性等问题,梳理出其中一个连贯的经典谱系,阐明其与本土的联系和区别,既有助于把握这一特殊汉语文学传统的发展和特质,也有利于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与本土文学互动,还将为20世纪世界文学史的重构提供一种新的元素。     

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

现在公认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近百年来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结果。经典化是多重力量参与完成的动态过程,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批评选择有意味的新诗文本予以解读、阐发,揭示其内在意义;选本在浩如烟海的文本中遴选出供读者阅读的新诗范本;文学史著以"史"的权力,确认重要诗人诗作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三者既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特点发生作用;又往往相互合作,形成结构性力量,推动着现代诗歌经典化进程。批评、选本和文学史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经典化的三重向度,受传播接受场域制约,与现当代多重话语建构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它们为主导力量所遴选、塑造出来的那些现代诗歌"经典"是否可信,便成为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文学传统:如何面对历史与当下

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经典化问题讨论的日益凸显,文学传统应如何面对历史与当下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从文学传统当代重建的可能性入手,进而探寻学术研究史的知识谱系与问题结构,不仅是中西差异下对文学传统历史化问题的不同表述,也是文学传统当代性不确定状态的存在境况。     

"重返八十年代"与当代文学史论述

"八十年代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构成内容之一,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断阐释就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背景下,阐释和反思八十年代文学需要有新的问题意识、知识谱系和方法的支持。以八十年代文学的基本问题为研究重点,在当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中梳理八十年代文学相关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对八十年代文学与前后文学史的关联点、"纯文学"自身的丰富性以及文学与文化语境的复杂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由此在新的学术路径中重新解读八十年代文学和与之相联结的当代文学史论述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方法论更新与当代文学批评的出路

文学批评环境的恶化以及批评者自身能力的弱化，都使当代文学批评陷入新的一轮危机。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性”等批评标准，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新生态，不再具有理论说服力和阐释的有效性。一方面，“纯文学”文学作品或文学姿态不再受宠，以“纯文学”、“文学性”批评标准所经典化了的“经典”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解构；另一方面，通俗文学、民间写作、打工文学、80后新性情写作、欲望叙事和身体写作。却有被重新“经典化”的可能。如何有效地阐释当代的文学新现实，强化批评的能力，这成为当代文学批评者和文学理论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必须更新论述方法，放弃狭隘的“文学性”批评标准。采用“文化人类学”视野、“理解接受”理论、“交流对话”理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情本体论”观察视角来对待和阐释当代文学文化新生态。或许能给当代文学批评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文学史料的性质、范围与存在形式

文学史料是文学史的基础,其主体是历代文学作品及历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同时包括大量的与文学生产、消费相关的辅助材料。按其与文学史研究之关系,又有主次远近之分,形成不同层位。文学史料的存在形式也复杂多样,其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层位差异与不同的存在形式也有一定关系。     

文学史书写与古代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塑——以关汉卿[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为考察中心

经典具有永恒的价值内涵,人类对于经典的建构与评判在历史的发展中完成,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变异。无论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抑或学术范式的转型,都可能导致经典化机制的重大调整和经典化路径的重塑。文学史是现代学术体制的产物,通过文学史家对于关汉卿散曲代表作[南吕·一枝花]《不伏老》的书写,我们可以窥见文化观念形态的嬗变对文学文本经典化的重大影响。     

论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知识共同体”与“文学谱系学”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一个以本质主义为理论依据,以文学谱系学为方法论的"知识共同体"。其成员通过对文学史史料的"组织"与"分配",从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中构筑起一个相对自足和稳定的文学谱系,并以评论、专著和教材的形式重构了我们关于当代文学的基本知识。然而,这个知识共同体却因其对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现代性焦虑,在建构文学史神话的同时也陷入了一种本质主义的历史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