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卢梭、孟子与毛泽东

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作者的解读和阐释,展示出了史华慈比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和透视路径。史华慈试图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直接动因虽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它又表现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鸣。史华慈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发人深省。它们不仅对中国"文革"历史性质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而且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从整体主义到群己协调:中国传统群己观的近代转型

群己关系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关注的重要问题。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群己观历史上呈现出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近代,在明清时期“公—私”观念转型和近代“意义危机”的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逐步发动了由“己”到“群”,从自我认识到群体认识的思想转型,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走向现代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评析

斯金纳把语言哲学的言语行动理论引入政治思想史研究,创立了以言语行动为视角,以历史语境和政治修辞为核心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历史语境主义把分析重心从语言意义转到言语行动,实现了研究视角的重大转换。同时,历史语境主义把概念作为分析单元,实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根本转变。但是,历史语境主义把政治思想语境化,忽视政治思想的相对独立性和内在连续性,从而否定了探询政治思想内在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可能性。     

当代西方美学的唯名论倾向

西方美学中一度盛行的“内部研究”以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理论为代表,其中的诉求在形而上学层面带有唯名论倾向。这种倾向的源头是康德哲学中的某种反形而上学冲动,之后的新康德主义乃至解释学都深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从美学理论史上溯到神学、政治思想史维度,对“实在论”和“唯名论”在中世纪晚期以降持续不断的争论进行剖析,可以帮助我们从审美现代性的视野重新审视当代诸家的美学与文艺理论思想。     

余英时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

余英时先生是研究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的海外著名华裔学者,他通过思想发展变迁的"内在里路"范式,具体阐释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的千年变迁路径。从余先生的"内向超越"文化类型的大前提出发,进而阐释余英时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解读,即余先生视角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取向。通过对余先生的相关论著的研究,从"内向超越的整体文化价值取向"、"肯定个人价值的普遍平等取向"、"重视礼治的人伦秩序取向"、"‘道统’约束‘政统’的限制君权取向"和"‘智识主义’的理性传统取向"五个方面,展示了余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价值理念的解读,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余先生的学术研究路向。     

论卢梭“公意”理论的困境及其出路

公意是卢梭政治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准确认识和把握公意的概念是理解卢梭思想的前提和基础。卢梭的“公意”理论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理论困境其实就是人民民主实践中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公意”概念的内涵出发，指出了卢梭“公意”理论的内在：矛盾，即其理论困境，并结合我国社会政治建设中的实际，提出了一些消解其内在矛盾的具体措施。     

在历史语境主义中开拓概念史的研究——读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内,以英国历史学家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居主流地位。他在《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将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和不断完善视为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大大向前推进了"历史语境主义"的内涵和外延。斯金纳将历史语境主义、概念史、修辞学三者通恰相融,不仅推进了"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最终由此成为一位学术大师。     

从“两个结合”看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

史华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态度理性、内容丰富、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等特点,他不仅强调“学理化”,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推动毛泽东研究走向学术化,而且强调“多元化”,通过运用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图绘出毛泽东“人物肖像”,还强调“人文化”,基于人类社会共同关切的又“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当然,史华慈基于特定的知识背景、学科意识、价值旨归,其研究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异域色彩”,其中不乏误读与理论局限性。因而,我们应该从“两个结合”视角出发理解和把握史华慈的相关研究。     

继承与创新——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述论

20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形成了以萧公权和吕振羽为代表的两个研究范式。刘泽华在三十多年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以扎实的著作恢复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并开创了新局面,形成了新范式。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突破了以往僵化、教条的阶级分析法,但又并未完全放弃阶级分析,他认为阶级分析依然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刘泽华是从历史学进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他一直在努力拓展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提出要加强统治思想的研究、加强社会普遍政治意识的研究和民本思想研究,以此提升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属性。     

“毛主义”话语的起源、性质与内涵——简评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

美国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史华慈是当代最著名的现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其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崛起》是其博士论文并是其成名作。该书中，史华慈首次提出“毛主义”的学术范式，对其形成、内涵和意义进行了最早的论证。他强调：“毛主义”在革命的理念上与斯大林主义有着明显的差异，毛主义是“由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而不仅仅是“为了农民而进行的革命”。前者强调农民自身就是革命的主体、性质和动力，而后者则只把农民利益当作革命的重要目标之一。显然二者的意义有着本质的不同。史华慈的这些论点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极大。并引起了广泛争论。     

从“历史社会学”到“问题与主义”

通过对二战后,再次兴起于西方的社会学分支--历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研讨了西方学术界,把思想探索和学理研究,现实和书本相结合的治学传统和努力.同时,也由此启发,展开了对当今中国理论学术界在学术研究上,"问题与主义"这两种取向的检讨.通过对以顾准、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的历史实践的考察,和对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经典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已要求我们的理论学术界做更多的思想突破与创新,做更多"主义"取向的问题研究.     

史华慈“毛主义”的“独创性”研究

史华慈在“毛主义”战略中,提出了“毛主义”具有“独创性”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学界展开了两次大论战。至于“毛主义”是否具有独创性,关键看依据什么样的判断标准。这就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向度分析“毛主义”与马列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超越“他者”的路径——当代美国的古代中国思想研究方法论考察

史华慈在反驳萨伊德对区域研究的指责时，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并未被萨伊德所指责的“东方主义”所统治，而是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学者互动交流的产物。当代美国中国学所历经的三个研究范式虽然无法避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但体现了西方学者试图超越“自我”/“他者”对立的模式，实现真正交流的努力。史华慈的比较思想史观表明，对跨文化的问题作出同情的理解是可能的。安乐哲和郝大为、陈汉生等学者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固然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科框架的影响，但如果将其视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而非唯一正确的理解，就能透过令人迷惑的西方理论框架看到真正的理解与融合。     

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卢梭的政治合法性思想昭示了从传统专制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转型的正当性,其传人中国后对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直接以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为旗帜,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回应了卢梭关于合理社会秩序的所谓“政治民主”和“经济平等”两大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和反国内政治专制的背景下,卢梭构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是他的政治合法性思想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中介作用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而产生持续影响.     

卢梭的平等思想及其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实践——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

罗伯斯比尔曾经指出:“法兰西革命是第一次建立在人权理论和正义原则基础上的革命”,“这场革命,导师是卢梭”。罗伯斯比尔对卢梭的崇高评价,是并无夸张的。如果说,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自由思想作为它的理论依据的话,那末,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则以平等思想作为它的主要理论旗帜。无疑,这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思想的一次重大发展。卢梭的主要历史功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在“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卢梭平等思想的提出,为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和原则奠定了主要基础,卢梭主义也因而成为大革命中最有影响的指导思想。     

略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研究范式、研究特点、历史开端等方面,尚待深入讨论的问题仍然不少。就研究范式而言,以费正清、柯文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和以侯外庐、李泽厚等为代表大陆学术界,理路差异比较明显。就研究特点而论,注重察析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的承变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型,大体可视为已有成果的共性。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诸家亦多异见,其中"洋务运动说"更接近实际情形。唯有坚持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从纷杂的史料中归纳概括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样貌。     

“知识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为什么需要对中国政治传统做“知识的拷问”

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法则，可把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分为“事件叙述”和“思维规则”两个层面。前者相对于索绪尔语言学中的“言语”，而后者则相当于其理论中的“语言”。尽管古代政治思想家所处语境和面临问题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却受到一套共同的思维模式所支配。这种具有“共时性”的思维模式，可以被称之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语法”。这种“语法”隐藏和渗透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论体系之中。因此，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知识结构和规则进行探讨，就成为推进该学科深入发展的途径之一。     

李泽厚美学原点探究

李泽厚美学包括认识论美学、主体性哲学美学和“情本体”美学3个部分。其思想来源复杂,早、中、后三期美学价值取向分岐较大,其中理论观点互相掺和甚至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李泽厚的关学思想往往融合在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具体地说,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家园,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营养,构筑了他独具特色的关学理论形态。分析认为,尽管李泽厚美学思想比较庞杂,但是其主线仍是比较清晰的,即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骨架和灵魂,通过“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美是自由的形式”、“积淀说”等命题或范畴的论述来建立起自己的实践关学体系。     

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特质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亟需在与思想政治教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之中揭示其理论特质。“比较”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特质，突出体现为“比较”语境的开放性、“比较”基础的共通性、“比较”内容的多样性。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全球化时代文明互鉴的产物，以思想政治教育诸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诸形态的对比性分析和普遍性提炼，不仅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诸形态之间的相互认知、理解和借鉴，也把握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之道，从根本上为有效解决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存在的思想观念问题提供多元智慧。由此，“比较”不仅构成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特质，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之中，步入全球对话的学术舞台上的一种理论澄明和自我变革观念。     

反观与重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研究范式

作为思想史阐释和分析的理论工具,研究范式潜在地规定着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分析方法。现有研究往往将现代启蒙主义置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性框架之中,并引发了启蒙与救亡对立、信仰与理性对立等理论“并发症”。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的静态化研究范式所带来的种种缺陷,有必要采取动态的关系考察范式,重构对中国启蒙问题的认知途径与价值评判原则:首先是确立“关系思维”的研究方法,其次在此基础之上着眼于对启蒙主义进行动态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