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经律融合视域下"比"的法律意义

“比”含义众多,常见于两汉的法律与经学文献之中。在法律领域当中,它既可以指“比附”“比况”等司法技术,又可以指通过这种司法技术所产生的律令系统之中的法律形式。在经学领域当中,它既可以指“类比”“比况”的解经方法,又可以用来表示“比类”这种经由评判后产生的类型化事例。实际上,“比”在这两个领域当中的含义是共通的。如果将“比”作为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事物来看,那么其作为一种方法与结果无论在解读经典还是在断狱听讼时均可适用,这也成为汉世经律融合的重要印证。     

“比”与中国传统美学范畴

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 ,“比”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方式 ,这是由中国人对语言局限性的认识决定的。由这种认识 ,中国的传统思维以不舍“象”为特色 ,注重形象思维 ,在概念的运用上也有极其鲜明的比附特色 ,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的产生。因此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具有不同于西方范畴的独特风范 ,那就是它的形象性和直观性、多义性和隐喻性 ,及与此相连的不确指性     

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审美移情的客观性及其发生条件

审美移情现象在我国古代诗歌创作和欣赏中就已出现。《毛诗序》的诗经六义说中的“比兴”手法即属于此。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中释“比兴”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意思说:“比”是比附,“兴”是兴起。比附事理的,是用切合又而有类似之点的事物来说明事理;兴起情思的,是依     

从合宪性解释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路径

自＂齐玉苓案＂以来,学界掀起一股探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热潮。有学者否认中国宪法司法化,但是宪法司法化存在三种形式——违宪审查制度、宪法的直接援用以及宪法的间接性援引,我国现行宪法的权力架构和规范逻辑并不排斥宪法的间接性援引作为我国宪法司法化的实现形式。此外,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法官运用合宪性解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进行合宪性解释的过程一般都伴随着宪法的间接性援引。     

中医药中的巫术遗存及其影响

巫术与古代医学同源，巫医分离之后，一直还对古代中医药产生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在医理、治法和方药方面。古代中医的取象比类思维，就是象思维，这是典型的巫术思维，是通过获取事物的“象”,然后把这种“象”进行“比类”——类比、推理，得出一定结论的思维方法。中医药在治法和方药方面是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在建构理论体系时，古代中医的理法方药无不受到古代巫术的影响，主要体现为思维方式受到了象思维为主的巫术思维的影响。     

比类：汉语思维与传统文学批评的过程性特质

比类即古人谈艺论文时常随文取便，援引与文学无涉的领域描述创作鉴赏过程，并用多领域概念展开批评的现象。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或批评方法，更是由汉语造字时的跨类联想所决定的普遍言说方式和致思模式，清代小学家戴震便将“六书”中的比类视为传统比兴批评的基础。因汉语与印欧语中种属明确、层级清晰的表述习惯有本质区别，为了整体把握比类的思维特质，有必要借助“精神科学”对语言与推理逻辑关系的反思，以确认所谓传统文学批评的“零碎散漫”“不成系统”并非缺点，而是更契合于体验过程性的特点，进而强调古文论的研究应回归立足“汉语性”的“总体史”和“过程史”,不再执着于体系建构的“观念史”。     

当代文艺学理论研究之难题及其发展之契机

当代艺学理论研究中之难题及其发展之契机，分别存在于三个领域中。一、马学论领域。需要规范化、学术化，不要把“马克思主义”泛化。研究对象要确定，不要带“主义”的尾巴，要把作为政党体制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艺学美学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形态显得尤其重要。。二、西方化领域。对西方化的移植，要从表层走向深层，并将其背后根系（哲学思潮）一齐移植过来，才具生命力。三、中国古代化领域。中西化的不同，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所至，西方论是逻辑结构体系，以黑格尔美学为代表，中国古代论是纲目体系，以刘勰《心雕龙》为代表。二的交流与贯通，必须建基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上，而不是随机性的比附。     

中国古代文体观念与文章分类思想的关系——兼与西方文类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的“文类”与“文体”范畴生成了中国古代的文章关于“分类”与“辨体”的思想。前者重点发展了关于文章的“类”的思想,其分类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和系统性;后者则鲜明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类思想的独特品质,“每体自为一类”的文章分类形式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文体本位”意识。     

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方式的发生

“中和”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 ,通过对“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研究 ,不仅可以探索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发生的一般规律 ,而且可以深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探讨。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人的实践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探讨了“中和”思维方式发生的自然、社会条件 ,论述了“中和”思维方式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历史过程。     

试论中国古代的“审出多门”

审判是司法运行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古代司法审判制度在运行中,由于审判权不能划一行使呈现出“审出多门”的怪状.文章认为中国古代“审出多门”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各不同机关及皇权的审判,并从限制各机关权力、行政兼理司法、加强皇权以及权力一体化的政治体制几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反思当今司法需要走出“审出多门”的历史巢臼,汇入“审出一门”的时代潮流.借古鉴今,这对促进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加快现代法治建设有重要意义.     

论法律推理中的类比推理

法律推理是司法运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类比推理作为法律推理中的一种创造性方法有其独特的推理过程与重要的价值体现。类比从本质上来看既不是推论也不是亚推论,而且也不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逻辑思维。因此,厘清类比的性质必不可少。同时通过对其基本步骤与推理过程的阐述,并结合现实中已经发生的刑法具体案例剖析个案到个案与个案到规则两种形式的类比推理过程,从而发掘类比本身所蕴含的同案同判与创设规则的价值内涵。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告”与“理”关系解读

在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具有消极性和终局性,即对于法律纠纷应实行不告不理和有告必理。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所表现的"告"与"理"之间的四大关系———不告不理、不告而理、告而不理和有告必理做了分析,并对司法权的运作原则与司法公正、司法的社会"平衡器"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以纠正当下认识和实践上的偏颇。     

论"反义同词"现象

古汉语中存在“反义同词”现象 ,即一个词的词义系统中包含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义项。它与历代所论“反训”有所区别。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古代汉民族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密切相关。人们发现对立现象无所不在 ,对立思维形成 ,对立概念大量存在。对立思维经过概括化、抽象化、形成辩证式整体思维形态。阴阳思想是其典型体现 ,阴阳对立互补是宇宙运动的基本模式。反义同词现象则是这种思维形态在语言模式上的体现     

古今中外类逻辑思维的起源与发展研究

类逻辑是逻辑学中的重要分支,它以类为核心概念,以类比推理为主要表现形式。类逻辑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起源与发展路径：中国古代,墨家的＂故＂＂理＂＂类＂三物逻辑为类逻辑提供了生根发芽的土壤。在西方,亚里士多德作为逻辑学创始人,在研究三段论时离不开类逻辑思维;培根在科学实验中推崇归纳法,其中也蕴含了大量关于＂类＂的内容。随着时间推移,中外类逻辑研究更加深入,类逻辑思维在各个学科领域中的创新功能,是现代类逻辑研究的重点。     

汉字构形的类化和汉语语法的类推

类推分为类推拉平和类推创新，汉语语法和汉字构形主要体现为类推拉平和类化拉平。汉字构形的类化拉平可见于其历时演变、共时简化及其书写艺术。汉语语法的类推拉平可见于其音读、变调构词、字化及语序类型。汉字构形的类化拉平和汉语语法的类推拉平具有通约关系，其理据植根于深层的汉民族诸文化形态。     

从宗法文化到诗性文化——对陈炎的“价值中立”治学观念的一种检视

"亚细亚的古代"进入文明社会的方式,制约着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路线,也决定着"阴阳"的思维结构及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民族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这使得中国古代文化在成为一种宗法文化的同时,也成为一种诗性文化。通过对宗法文化与诗性文化得以发生、发展的基本条件因素的考察,可以看出陈炎的"价值中立"的治学观念,是将文化视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的生命,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应该客观地去清理显在的学术材料并揭示潜在的结构关系;也只有不断进行多元方法并存的理性的研究,才会使认识领域中有关古代文化的知识得到不断增长。     

墨家“推”、“效”与亚氏归谬法、演绎法的比较

通过对墨家和亚氏所讨论的重要推理类型"推"与归谬法、"效"与演绎法的比较显明,二者既有同又有异,体现了古代中西方逻辑的相同本质和不同特点及其对后世思维偏向的影响."推"与归谬法之同在于都设定了对矛盾律的运用,都能由此推出谬论;它们之异体现在理论深度、推理步骤的明晰度、推论依据和应用范围的不同."效"与演绎法之同在于都体现了演绎推理的性质;它们之异则表现在其特征、具有论式和作用的差异方面.     

新形势下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博弈

民意自古以来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律的运行,被认为是评定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的双重标尺。在罪刑法定的刑法基调下,民意在司法运行中陷入了困境,这一切主要是源于我国所构建的封闭的刑法理论体系。鉴于司法机关传统的“独白式”刑法解释论,民意的理性引导和适当的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比兴修辞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本体论意义

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法,源于原始先民的缘象比附的原始思维。比兴修辞是原始思维形式在文学上的残存物,是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另外,在比兴的阐释史上,有一种共同的以美刺解释比兴的偏向,即大多赋予比兴以美刺的政治功用。以美刺释比兴的阐释模式也是原始法术思维模式积淀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