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成书下限最晚在公元前392年考证

《左传》成书下限在田氏代齐即公元前386年之前,是目前学术界多数人认可的结论。本文进一步结合《左传》中“秦之不复东征”的预言,考察了大量史料,认为发此预言的作者所见到的,不应当仅仅是秦处于不东征时期,更应当是就国内外情势看秦正处于将来也不能东征的衰弱时期。即作者决不能面对一个虽暂时未有东征行动、但业已强大的秦国下此等断言。而这一时期,恰是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至公元前392年间秦国的形势,此时秦内有易君篡弑之乱,外与邻国作战屡屡失利,国势衰微。而自公元前391年到田齐为诸侯的公元前386年秦连续的顺利“东征”,又排除了《左传》成书于这一时期的可能。因此,《左传》成书时间下限最晚只能在公元前392年了。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毂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从《左传》中的预言看其成书年代

《左传》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占卜和预言。本文认为，《左传》的作者记载这些预言，本意是渲染预言者的高明和占卜的灵验，因此作者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些预言和占卜的实际结果。《左传》应该成书于发生这些实际结果之后，而《左传》中几个没有应验的预言，则是因为作者没有看到这些预言的实际结果。这样，便可根据书中的预言、占卜的验与不验来大致判断《左传》的成书年代。     

《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下)

三、灾异预言的特点东汉王充曾指出《左传》“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o、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序》言“左氏艳而富，其失也诬”、唐赵匡也说《左传》“浅于公谷，诬谬实繁”，他们对《左传》“怪”、“诬”、“诬谬”的评价，不仅仅是因为《左传》中记载了许多灾异现象，可能也与《左传》灾异预言以下几个特点有关。准确性《左传》作者笔下的灾异预言多数灵验若合符契。无论是星象的异变，还是人世的怪物，所据以作出的预言大多或先或后地得到验证。虽然与《左传》其他预言一样，灾异预言也有本应验的例子，（如襄公二十八年“…     

“《左传》原本”发覆

"《左传》原本"这一说法最初是由顾颉刚先生明确提出来的,是指《左传》最初的成书形态。通过对《汉书.刘歆传》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相关史料的详细解读可以发现,"《左传》原本"并非刘歆"引传文以解经"之前的"《左氏春秋》",而实为"《孔子史记》",它构成了先秦《左氏春秋》及此后各种传本的骨干。虽然《左传》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流传过程中屡有增改或分合,但其核心即"《孔子史记》"的内容却基本未变。弄清"《左传》原本"即"《孔子史记》"或"《孔春秋》"这一事实,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和认识《左传》的性质。     

《左传》梦境记载的史官文化特色

梦境记叙与描写是《左传》记事—大特色,其复杂多样在先秦著作中绝无仅有.占梦记梦是早期史官的重要职责,《左传》对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梦境记载,由巫史文化特色所决定.《周易》的变通思想使得史官能够改变梦境神秘性的思维,从而以正视现实的态度看待“高岸为谷”的历史巨变.周代史官不仅参与礼的制作,还是礼的管理者和执行者,通过特殊的“书法”方式捍卫礼是他们的职责,因此,《左传》梦境记载还深受“礼”的影响、具有“礼”的烙印.     

《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史记》的小说性

《史记》是一部信史,却体现出一定的小说色彩,对此历代学者已达成了共识,它记载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梦兆预言、灾异祯祥和奇闻逸事。其实历史和文学在叙事职能上是相近的,由于司马迁采用口述历史作为史料来源,用“好奇”的审美观来择采史料,并继承了先秦史书中的文学虚构手法进行艺术创作,这都使《史记》呈现出一定的小说性,但并不削弱它的史学价值,从其小说笔法中我们同样能获得历史信息。《史记》所以杂用小说笔法,有作者塑造人物形象的良苦用心,也寄寓着司马迁发表一家之言的许多感慨。     

论《史记》对《左传》预叙的扬弃

《史记》预叙（预言叙述）乃扬弃《左传》而来,采用两种方法：神秘预叙和理性预叙。《左传》预叙时,将二者结合,围绕各类历史事件展开;《史记》则将二者分开,用于单个人物传记。但《史记》预叙又有所变化：神秘预叙主要用相术、异象、观气等方法;理性预叙则通过人物行为的描述,展示其性格,与其结局相合,体现性格即命运的规律。经司马迁改革,后代叙述模式为之一新。     

《春秋》《左传》经传关系析论

关于《春秋》与《左传》经传关系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即《左传》是否《春秋》之传。虽然《左传》解经不同于《公羊传》和《谷梁传》,但《春秋》和《左传》不是两本独立的书,《左传》也不是一本伪书,更不单纯是一本史书。参照《春秋》《公羊传》《谷梁传》,可知《左传》不仅"以义解经"、"以事解经",还"以礼解经"。     

《史记》中郑庄公形象嬗变探微

平王东迁后，周朝天下大宗的地位逐渐沦落，各诸侯征伐迭起。战乱不休的世代，郑庄公以独特的礼治闻名于诸侯，然其阴存的志向与表面的达礼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左传》、《史记》关于郑庄公的记载差异悬殊，其原因虽有多方面，但叙述方式的不同和太史公式文学观念的独特关照却是其中重要因素。     

《周礼》有关财产损害赔偿规定探微

《周礼》保存了不少先秦的法制资料,其法律史料价值颇受关注。很多学者根据其记载的法律资料,在礼、刑、民、政、诉讼等法律规范方面进行了研究,但对其所反映的损害赔偿规定未有专文考察。从《周礼》所见的法律资料,结合金文、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可知:损害赔偿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在先秦社会就已有之。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左传》之作者及其他

在《左传》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左传》的作者及其时代的问题。这个问题,千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没有定论;现代很多专家也作了许多探讨,但还没有一个人们共同信服的结论。 关于《左传》的作者,唐以前,人们都信从司马迁的说法:《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段话,文意清楚,明白无疑,司马迁肯定《左传》作者是左丘明。 关于左丘明的事迹,历史记载很少,可见的资料在《论语》中只有一条:“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从《左传》看士阶层的崛起

《左传》中记载了众多的士人形象，这些形象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特点。本文从春秋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角度，从“战争”、“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外交”三个层面分析《左传》中士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忠”、“义”、“礼”三方面具体阐释士阶层的思想特点。     

《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

《史记》的宗旨首在“究天人之际”，它在记述五帝三代之时就反复述及天、天命与上帝的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源自《大戴礼》、《尚书》与《诗经》等文献。但司马迁对“天”之观念的记述述并非唯“经”是从、全盘照录，而是从史料考辨与历史观念两个方面进行审慎的去取，显示出卓越的考信精神。在此基础上，《史记》所述的“天”之观念，在五帝时期呈现出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则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通过梳理五帝三代的天人关系的演变，可以看出历史理性在殷周之际的萌生是必然的。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左传》《史记》名词作状语的比较

文章对《左传》、《史记》中的普通名词状语进行了比较，认为名词作状语由《左传》到《史记》大量增加；名词状语与动词的结合关系有重要发展；名词状语的描绘作用更明显；名词作状语是汉语名词的基本功能之一。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蒙古秘史》礼制研究

《蒙古秘史》提供了蒙古族礼制起源和发展的最早史料,主要记载了蒙古族早期的婚俗之礼、安达之礼、祭祀之礼、禁忌之礼和饮食之礼等。这些礼制以蒙古族天命论信仰为信托,是天命神学的礼制之规范。《蒙古秘史》之礼制反映了蒙古族礼制起源的时间和来源的多样性以及注重仪式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