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报刊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导入和利用

教师和学生对英语报刊阅读的认识和实践的不足,是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英语报导在教学中的导入和利用可以唤起学生的兴趣,大大提高教学效果.随着国内外报刊的出现与普及,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英语报刊已经是英语教学工作者的一项迫切任务.研究在英语教学中导入和利用英语报刊的方法显得十分必要.     

略论模糊数学中的几个辩证法问题

模糊数学是一门新兴的数学学科。它自1965年由美国控制论专家查德提出和创立以来,已经在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显示了生命力。它的应用十分广泛,特别是在控制、决策、信息、心理、人工智能、经济等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中有着重要的用途。     

《诗经》比兴中性意象的文化探源

《诗经》中许多比兴用法固定，用以起兴和作比的物象因为凝结了一定的文化涵义而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不只是在增添艺术韵味，而往往直接参与内容的表达。比兴作为媒介，与史前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诗经》“葛藟”考辨

《诗经》中＂葛藟＂凡七现,而对这一重要名物的解说,历来诉讼纷纭,未有定论。对现代学者的三种主要观点逐一考辨,可知葛藟并非＂葛和藟＂,＂葛＂与＂藟＂两字连用,当非并列,而是前者为类词,后者是具体名目;葛藟也不是指＂葛藤＂,融通诗意,其更为明确的指向是结子繁多的果实;葛藟的＂野葡萄＂说较为可信,这在考古发掘与文献记载两个方面都有印证。而在具体的名物考察基础上的植物学定位表明,葛藟即应是葡萄科葡萄属的葛藟葡萄（V.flexuosa Thunb.）     

清华简《系年》与《史记》称引“左氏《春秋》”考

《史记》称引“《春秋》”有记事古史、孔子《春秋》、公羊《春秋》和左氏《春秋》等不同情况,其中“左氏《春秋》”的全称当为“左氏《春秋国语》”,是一部具体描述西周春秋时期历史事件的古史著作,既非等同于今见《国语》,亦非等同于今见《左传》,而为两书所取材,亦为《史记》所援用。清华简《系年》为这一推断提供了启发和佐证。     

高亨《老子》研究的考古新证——兼论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的互证问题

老聃著<老子>之说,曾因今本<老子>中明显的战国色彩和反儒非礼倾向而受到学界较为普遍的怀疑和否定,<老子>一书的成书时间也被确定为战国中期甚至后期.高亨先生则凭借对文献的悉心考察,找到了战国中期甚至前期典籍征引<老子>的材料,并发现了老聃一段鲜为人知的人生经历,从而坚持认为<老子>的原著者确是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只是今本<老子>又有后人增益的成分.这一判断,恰被近年出土的帛书、特别是郭店楚简本<老子>所印证.本文的结论是,文献考察与考古发现各有局限,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老子及<老子>有一个更接近事实的认识.     

“代言”、“自言”与“刺诗”、“淫诗”──有关《国风》的两种阐释

同是以“我”为主人公的抒情诗，实际上又有作者自言、代言之分，其甄别结果，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对诗的把握。《诗经·国风》中有一批语涉男女的抒情诗作，汉代《毛诗序》全以代言视之，进而以为是“刺淫”之作；宋代朱熹《诗集传》又全以自言解之，进而以为是“淫奔”之作，由此生出《诗》学史上汉、宋之争的一大公案。其实，这乃是他们对《风》诗本身所具有的自言、代言双重层面不同理解的结果。而这种不同理解，特别是由此引发的“刺诗”“淫诗”说的对峙，则是由他们作为接受主体“先在”因素、条件的差异性所制约的。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诗经》与中国偏于主观的文学传统

我国第一部对歌总集《诗经》，一直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所应具有的客观写实的艺术特征，然而作者认为《诗经》是偏重于主观表情而不是偏重于客观描写；是以抒情写意为重而不是讲史叙事见长，对此，作者从主客观两者的关系、“以情摄物”、“物随情移”等诸多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