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执政党权威的维护及巩固

执政党权威是执政党本质力量的体现,是执政党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多个层级和维度维护和巩固执政党权威：以改善民生为切入点,夯实执政党权威的物质基础;不断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维护执政党权威的思想基础;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执政党权威的群众基础;注重社会公平建设,扩大执政党权威的社会基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执政党权威的能力基础。     

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现代性视域下执政党形象的结构分析

现代性社会状态不断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多元主义的复兴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党形象提出了严峻考验和审视。执政党形象具有双重结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公众通过概念的形式把握的本质部分称为深层结构,通过外观把握的表象部分称为表层结构。对执政党形象的结构进行双重划分,避免了对执政党形象的宏大叙事,有利于执政党在执政活动中把握形象塑造的规律,不断塑造出符合现代化要求的良好形象。     

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政党权威:分析与建构

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要素之一,高度政党权威是转型时期有效维护政治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要想控制未来发展,就必须拥有高度权威的政治组织。没有政党权威就没有持续久远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快速转型和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但也正因为经济社会剧烈转型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现代化转变,政党权威遭遇严峻挑战,长期稳定的权威模式不断受到合法性危机的削弱。因此,执政党必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从意识形态、政府绩效、政治参与和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不断巩固、培植、更新和拓展自己的合法性资源,与时俱进地创新自己的政党权威。     

社会建设 重在民生

民生问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国家的稳定;关系着人民对执政党及其政策、领导体制的认同.在社会建设中,要站在政治的高度看待民生,要从解决民生之命、解决民生之本、解决民生之计、解决民生之基、解决民生之急六个方面处理好民生问题.     

社会生态环境与和谐党群关系的建构

和谐党群关系的构建不是一个孤立的政治行为。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执政党和人民群众作为社会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和谐关系的构建,要受到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生态变量流转变迁的深刻影响。和谐党群关系建设关键在党,党必须适应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以谋求党群关系和谐发展的新格局。     

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

对于正在向现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如何完成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转化。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历史转型的意识形态工具,但是在革命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建设中,这样一种在革命时代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意识形态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发挥有效作用急需刻苦地研究,所以要想在保持既有之意识形态一定的内在连续性的前提下继续发挥正常有效的作用,就必须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转化。     

马克思现代性的中国语境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现代性的中国语境在于,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长期的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深刻影响着国人的心性结构和行为方式,后现代的因素已经出现在尚未现代化的中国.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对于中国的重要现实意义在于,它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提供了理论支撑:规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和任务;提供了辩证看待中国现代化的态度;有利于深入把握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在此,必须反对几种误解马克思现代性思想之现实意义的错误态度.     

民生视域下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从民生视域考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不难发现:一种意识形态能否成为主流的领导思想,根本上取决于这种意识形态所代表的利益关系能否得到广大社会群体的认同和肯定;牢牢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诉求,着力加强民生文化宣传教育,积极实现意识形态转型,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现实性和人本性、具有召力和吸引力的关键;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实现汇集了最广泛的人心、凝聚了最磅礴的力量,必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和启示

现代西方国家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有三种类型: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手段和特点是: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力求中间化,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通过媒体宣传党的政策,消除负面影响和化解社会矛盾.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对我们的启示在于:不断完善政党政治的方法论,深化对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拓展党的纲领政策的涵盖面;扩大和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不断增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开拓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詹姆逊现代性理论批判——以意识形态为视角

詹姆逊以意识形态分析为主要方法,从断代、再现、视角、现代性话语及其研究策略等方面分析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詹姆逊通过意识形态批判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现代性理论的建构性、想象性,及其对真实的遮蔽、歪曲。在此基础上,詹姆逊提出了正确对待现代性理论的做法:放弃总结、发明和使用现代性概念的努力;以现时本体论的态度对待现代性;用乌托邦的力量来解决现代性的困境。詹姆逊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把握西方现代性与现代性理论。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及协调机制

在企业筹资活动中,负债筹资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在有限责任的负债筹资条件下,会激励股东采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从而产生债务的代理成本。木文将分析因负债筹资所引发的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冲突,并探讨缓解和消除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     

汉唐期间奏章与诏令及其关系

在中国封建社会 ,“朕即国家”的观念在秦汉就已形成。诏令形同法令的共识自封建专制制度初建时就已产生。皇帝一言九鼎 ,从出言到形成诏令须经过一套规整的程序。其中制诏前得到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其关键 ,获取可靠信息的主渠道之一是臣僚们的奏章 ,故执掌制诏与呈奏职能的机构便一直成为中央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枢部门。诏令的概念在《唐大诏令集》的解释是“用皇帝口气发布的官文书”,就是说 ,皇帝的话一经以书面形式发布出来就变成了官方文件。历朝诏令虽名称不同、内容不同 ,但均“无非是指书面记载的皇帝的命令”1。对奏章的概念 ,刘勰在…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及哲学的本性——关于“知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争论之思考

哲学是不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学说这一问题，是我们与告别“知识论哲学”的所谓“实践哲学”争论的核心或焦点问题。依笔者看，哲学世界观的抽象性并不妨碍哲学是一门具有知识性和科学性的学科，同时，哲学的知识性和科学性也并不妨碍它作为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真正搞清哲学和科学知识的关系，并没有真正同传统哲学划清界限。认识和实践、知和行，是不能彼此割裂分离的，哲学不能从只解释世界的片面性错误极端走向不要认识的片面性错误极端。     

主客统一与现象学的审美价值观

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与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密切相关 ,意向性理论中的主客相关性特征和内在的主客二元分裂思维的残余决定了现象学美学审美价值观的基本理论品格 :它虽然强调审美价值在主客体的交流对话中产生 ,但是它并未真正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而始终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摇摆。现象学美学的审美价值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盖格尔的主观性审美价值观阶段、英伽登的客观化审美价值观阶段和杜夫海纳的形式上的主客统一的审美价值观阶段     

科学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漫议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 ,而科学技术既在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 ,又对人类发展有诸多的负面影响 ,人类应该在利用科学技术的同时 ,尽量避免其不利的一面 ,发展全新的科学技术以满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敬畏感及其中西比较

敬畏感是人们对某种力量既敬重又畏惧的情感。敬畏感与人所生存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联。生活在基督教文明中的西方人,其敬畏感来自上帝。深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其敬畏感则来自"天命"。而从深层心理来分析,人们真正敬畏的是人自己。不同的民族性格决定着对信仰对象拥有不同的敬畏感。西方人执着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爱"变通"的民族性格及其在敬畏感上的鲜明特点表现着各自的生存智慧。     

银行并购与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

对全球范围内的银行业市场结构变化进行综合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改革方向,提出我国银行并购的总体构想。     

党群干群关系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一个永恒的主题。结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深入研究党群干群关系 ,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 ,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党群干群关系总体上好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应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以便对症下药 ,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寻找有力对策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狂狷与中行──简论清初“四僧”与“四王”人生、艺事的分流

康有为《论语注》认为：“盖学道,贵中行之资,刚柔兼备;而任道,则非志高气上者不能,虽有小偏,终有大成。”明末清初,“中”只能是短暂的不稳定状态,狂者、狷者与“退懦”是三种人生范式。四僧是狂狷之士,而四王则近于“中行”,前者以“甚深之思”、“过情之怨”创作,“虽有小偏,终有大成”,后者以“中行之资”尽付于画,却“因”多而“革”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