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解析及其现实适用性质疑

本文通过史料考证解析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历史状态，分析了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得以运行所需要的社会条件，指出在一些研究中被反复提及的“传统社会中老年人因其拥有知识和财产而被赡养”的说法带有一定的虚构性，处于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下的老年人实际上生活在自然状态，而维持这一状态所需要的三大条件——以生子为目的的婚姻、以多子为内容的生育行为和以父母在不远游为原则的家庭规范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不再具有现实适应性，哪怕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我国养老必须从现在起就走社会化道路，由政府、个人和集体三者共同承担。     

论我国当代家庭伦理的目标模式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家庭的结构与功能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使得传统家庭伦理不再适用于当代家庭的发展状况,因此,建立和完善当代家庭伦理的目标模式就成为当务之急。当代家庭伦理的目标模式在内涵上体现为以人为本、注重个人心灵体验与修养。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未来的变化趋势中,修身养性、家道和顺以及社会情怀将成为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要求。     

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后现代家庭——美国家庭模式变迁研究理论思考

在进入后现代社会的美国家庭模式发生了巨大变迁的背景下,女性主义提出的后现代家庭模式与美国主流家庭意识形态、功能主义建构的现代家庭模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价值争论。本文分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女性主义在家庭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对后现代家庭的建构,讨论了女性主义视野中家庭的重新思考,家庭研究方法的特征以及女性主义后现代家庭主张的意识形态特征,试图为全球化时代中国家庭变迁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与养老对策探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人们生育观念转变,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多数家庭由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演变成为核心家庭,少子女或独生子女家庭成为家庭常态模式。家庭中老年人口所占比重的快速增长,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存在的基础逐渐丧失,如何解决养老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作者从中国家庭结构变迁入手,分析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探讨解决养老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单位制度变迁与集体认同的重构

将单位制度置于工业主义、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的以形成整个社会“一致性”为目的的制度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度发生剧烈变迁为背景,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集体认同”重构之问题应运而生。从宏观结构上看,主要表现为“国家—单位—个人”模式逐渐走向消解和“国家—初级社会群体—个人”模式的萌生。此外,社会成员的原子化、单位认同与社区认同间的复杂互动、公共精神生活空间的再造亦成为集体认同模式转换的关键问题。单位制度变迁的复杂性决定了“集体重构”进程的艰难。本土文化传统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思潮的冲击亦对集体认同重构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论传统家训的家庭发展观

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具活力的元素.传统家训作为家庭教育的载体,从重农务本、经世立业、伦理道德、许身报国等方面和谐了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诸种关系,形成了立身、持家、治国的人生发展观,构成了家国一体的发展模式,体现了家庭持续、协调发展的理念.     

和谐社会与婚姻家庭的走势

和谐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婚姻、家庭与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但是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是男权制意识形态不断延续和再生产的,其实质是两性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模式。缘于历史的惯性,如今的婚姻和家庭仍然还是建立在一种感情或物质交换上的利害权衡,而非自由平等的、真切感情的相互付出和满足的基础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打破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壁垒,消融家庭———男权制的经济单位和支撑结构于社会中,不仅婚姻、家庭将真正成为建立在平等自由和赋予个性发展同等权利基础之上的两性之间的真诚关系,而且每个人都将突破家庭结构的限制,个人价值得到最大化的发展,而由个人组成的各自独立的系统将以更加自由、灵活的方式联合成更大的开放系统,并构建起更加有序、和谐的核心———社会主义的整体社会。     

浅论集体与个人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集体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但是，长久以来，我们误解了马恩的这一论述，把个人自由误认为个人主义，几乎和“自私自利”是同义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往往将“个人”与“集体”置于绝对对立的地位，本文着重重新解读这一论述。     

我国家庭形式的变化与老年社会保障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传统的家庭形式在发生变化,人口老化过程也正在加速,不能不冲击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一个国家老年社会保障如何?是体现其社会制度是否优越文明的衡量标准之一.要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必须重视建立、健全我国新型的老年社会保障体制. 我国家庭结构渐趋小型化、简单化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是我国传统的家庭形式.然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使我国的家庭形式和家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     

当前家庭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当前,激烈的社会变迁给家庭带来了剧烈的震荡,家庭问题频发,现代家庭正在面临着重重考验.在家庭中,市场经济倡导的个人理性在不断地侵蚀和破坏传统家庭的平衡关系,家庭成员中个人权利主张和个人感受高涨,社会责任体系则不断下陷.整个社会中,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家庭的社会支持体系弱化增加了家庭独自面对社会的风险.家庭面临的挑战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也反映了社会伦理变迁对家庭的影响.在诸多的挑战面前,家庭作为个人幸福和社会和谐的结合点,我们有必要保卫它,提倡立足未来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家庭意象

在五四女性文学中,家庭意象的变化勾画出了五四女性追求主体实现的轨迹,她们最初将家庭作为预设的反抗对象,在抗争的过程中感受着自我觉醒后的恐慌,经过迷茫和困窘之后,又探索着回归家庭,但无论是丁玲式的将个人家庭扩大为存亡攸关的国家民族的诉说,还是冰心式的改造和维持传统家庭方式的表达,本质意义上的女性主体都无法真正实现.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意识形态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同时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尽管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脱胎于马克思理论,吸取了马克思的营养,却并没有恪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统分析套路,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这一经典模式展开;而是以人类(个人和集体)选择的合理性这一基本假设为出发点,选取意识形态的某一具体形式(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功能)来强调制度变迁的渐进性。这种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制度演化中嵌入意识形态的研究思路,自然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诠释。本文就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思考,并试图扩展开来,探索其对我国改革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论“家”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演化

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家"的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旧家庭被彻底解构,工农家庭浮出水面,革命大家庭真正形成.文学叙事中家庭赖以支撑的血缘情感逐步淡化,阶级感情逐渐取代家族亲情,但传统家庭话语系统仍是革命大家庭的通用规则,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革命大家庭只是代替传统家庭而非取消家庭的功能.     

从家庭转型到家庭发展∶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新动向

基于对全国多地的田野调研,李永萍的《老年人危机与家庭秩序：家庭转型中的资源、政治与伦理》一书以现代性进村作为背景,考察了农村家庭变迁与农村老年人危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反映了家庭社会学研究在突破既有研究视角上的新动向和新气象。该书首先明确了农村老年人危机议题的理论诉求和学科归属,对当前主流的经济视角即老年人贫困问题、社会视角即老年人留守问题和价值视角即农村伦理性危机三大视角进行了批判,通过在个人与社会的二元框架之中引入家庭这一中间因素,为家庭社会学的介入提供了依据。接着,在唯实论家庭观的指导下,该书创造性地提出要将家庭社会学研究关注的核心议题从目前的家庭转型转移到家庭发展上去,研究家庭转型过程,考察转型家庭的性质和形态。家庭发展的目标推动着扩大化家庭再生产模式取代简单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转型家庭的基本特征,并在家庭资源的配置、家庭权力的运作和家庭价值的实现三个方面的巨变中体现出来。最后,该书揭示了农村老年人危机的出现与农村家庭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巨变之间的密切关联,从而也呈现了农村老年人危机本身的复杂性,即在功能性家庭之中,老年人如何安身立命?     

维吾尔族家庭规模初探

家庭规模,也即家庭人口的数量,有时也包括家庭的代际层次。一般简单地分为“大家庭”、“小家庭”,其“大”与“小”的具体指标多是相比较而言。概括地说:包括三代及三代人以上的家庭一般人口多,称为大家庭;两代人或一代人家庭人口相对较少,称为小家庭。从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的关系看,核心家庭属小家庭,扩大家庭和联合家庭属大家庭。对家庭规模的探讨是研究家庭婚姻制度、人口生产和老年人生活方式等问题必须涉及的课题。对维吾尔族家庭规模的专题研究尚较少见,笔者力求本文能提出一点新意。     

弹性家庭模式

我们在研究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查城乡有关“分而不离”的家庭意愿的基础上概括出一种在下世纪初有可能普遍出现的新型家庭模式——组合式近邻弹性家庭。这种家庭模式很富于启发性,我们认为它的经济行为比较适合我国经济紧运行和资源硬约束的基本国情,也更适合我国赡老抚幼的悠久文化传统。它能通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宜合则合,宜分则     

家庭与亲密关系:家庭生活历程与私生活的再建

本文讨论亲密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变化,考察了涉及性别、工作和家庭生活历程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借以说明一个新的突出之点:唯有互相敞开心扉、唯有“纯粹的关系”才能成为亲密的个人关系的基础。青年人成年离家、婚前的种种情侣关系、婚姻中较前平等的关系、离婚和其后另结新伴的影响、人口的老化——凡此种种模式均对成年人之间以及成年人与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的性质带来后果。而工作结构与性别歧视都在这种“爱的工作”中举足轻重。     

中、犹传统家庭观之比较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是两个十分重视家庭的民族。两个民族在传统家庭观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在家庭类型上,中国传统是追求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犹太传统则是倡导“离开父家”、夫妻合而为一并生育子女的家庭模式。在家庭伦理关系方面,中国传统强调的是父、兄、夫对子、弟、妇的束缚及后者对前者的服从;犹太传统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平等的人伦观。在家庭价值观方面,中国是“家国同构”;犹太民族则是“家庭、宗教、民族同构”。     

家庭结构变化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基于鞍山市家庭的分析

家庭是构成社会的细胞,是一切社会经济变革效应的最终承受者。随着社会经济改革在我国的不断深化,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近些年来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家庭规模缩小、年轻人结婚年龄推后、离婚率上升、头胎孕妇平均年龄提高、配偶生养儿女．数目减少等等,传统的大家庭正被小家庭取代,家庭的结构也越来越趋向多元化。     

现代家庭的幸福模式

正家庭由血缘和情感构成,但也可能由利益构成。家庭的人口和成员之间的关系,使它呈现一定的结构,而这一结构又蕴含着一种权力,它分配着情感和资源。作为社会的细胞,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人在家庭里所感受到的一切,影响了他的自我和世界的关系。在今天,传统的家庭模式早已式微"。对等"的原则越来越成为家庭模式的主流。据说每个家庭成员的经济能力是决定其话语权的主要因素,但也不尽然。由于取消了自然分工所赋予的男女双方在养家和家务等方面的天然义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