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结合部非定居性移民的“社区感”与“故乡情结”

置身于当代中国快速城市化、社会高度流动化以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尚未走向终结的背景之下,城乡结合部非定居性移民有着复杂的"社会世界"构成,其观念世界中,既有割舍不掉的"故乡情结",又有一种深深的社区隔离感。非定居性移民社区归属感的疏离与游移,其实质是一种所属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在移民社区的双重缺失和空间错位而引发的社区认同危机。由此导致大量"故乡怀恋者"与"故乡丧失者"的产生,形成大量漂浮于社会上的游民和"社会无根"群体,也使得城乡结合部的"社会"陷于深度疏离化的险象。     

社会政策体系构建的社会理论基础

近年来,伴随着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社会政策逐渐成为-个热门词汇,无论是在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受到广泛关注.但迄今学术界关于社会政策的研究和实践,往往持一种"问题取向".尤其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演变,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以弱势群体为主要对象展开的,其首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转型期与弱势群体相关的具体的社会问题."问题取向"虽然使社会政策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迅速成为国人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政策体系,都存在着明显的缺憾:(1)"问题取向"虽然可以循着解决问题的进路,迅速地进入"问题",但转型期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是变动不居的,如果社会政策长期随"问题"而动,就会成为"问题"的附庸,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政策体系.     

“活私开公”:东亚志愿主义发展的新路径

长期以来,东亚在"立公灭私"和"立私灭公"的语境下,其社会的"志愿主义"发展受到极大的抑制,现有的少数志愿行动亦被压缩在"无私利他"范围内,难以展开。如何在"活私开公"的理念下,推动东亚志愿行动从精英转向普通人,努力从普通个体公民真实的生活中开出公共性,从小团体"共同性"中开出公共性,便成为东亚社会"新公共性"构建的关键。东亚应努力走出公私间的紧张与对立,在"活私开公"中奠定志愿主义的基础,并进而实现制度创新,寻求东亚志愿行动发展的新路径。     

"内藩外夷"与"五族共和"

一、西力东渐背景下清季"华夷"观念的结构性变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时,即明确意识到"华夷"观念乃是其反满革命的利器.他们试图以传统的华夷之辨"激动种姓",号召民众,认为"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     

农村陪读迁移群体城市适应与#br# 市民化取向分析#br# ——基于东北地区H县陪读家长的考察

 步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基础教育流动化和农村中小学的调整撤并,衍生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陪读教育”现象。与此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人口不同,陪读群体离乡陪读期间主动或被动地适应城市,大体经历了角色转变、城市感知、城市认同期等演化阶段。而家庭经济状况、陪读时间、个人生活态度和社会交往能力、孩子适应程度和学校表现、城里人接纳程度等,则成为影响陪读群体城市适应或进入城市的重要因素。当陪读任务结束时,此群体内部开始分化为不同部分,其市民化取向存在明显差别。为此,我们需要遵循序列、批次原则加以渐进性推进。其中,农地及宅基地等问题成为影响大部分陪读人口市民化取向的关键,故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及相关配套制度,将会有力地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进程。     

寻找中国社会的"自性"——梁启超"中国社会论"初探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借助西方进化论,将中西社会差异诉诸"群"之内在构造原理差异,并运用"家族"、"公私"、"家国"、"治乱"等本土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特殊的"结群规则"和"构成原理"展开研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中国社会论".其对中国社会自身特质的深层次认识,对于中国研究"本土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世纪交替与史学回应

世纪交替与史学回应田毅鹏再过寥寥数载，我们就要告别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和灾难的２０世纪，走向新世纪了。值此纪元交替的转折关头，在席卷全球的信息革命浪潮冲击下，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传统的科学体系也开始了复杂的重构过程，对此，古...     

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比较研究断想

作为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东亚各国在努力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也特别注意城乡社会的均衡发展,先后推出了系统的乡村振兴社会政策。 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一般都是循着国别路径展开的,多注重研究中日韩等国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提出及实施,而没有从比较社会政策的视角展开总体性比较研究。 故结合东亚主要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变迁进程中乡村振兴的社会政策实践,展开总体性的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分析解读政策文本的内涵,并注意政策文本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实现对东亚乡村振兴社会政策的总体性研究提炼,为当下正在展开的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     

东亚村落发展的比较研究:经验与理论反思

中国村落研究的传统及其超越(林聚任) 村落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结构单元,承载了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信息,因此历来受到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历史学家的关注.尤其是在传统社会中,村落变迁构成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们认识乡土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层面.长久以来人们聚族而居,正是村落承载了农耕文明的变迁,故村落变迁成为了人们认识传统社会及其发展演变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