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景合一”

"情景合一"作为一美学命题,它的意思是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情"和"景"结合的产物。"情景合一"作为一美学命题在明清时期已有颇多论述,王夫之的《斋诗话》论之颇多,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从人生境界上讨论了这一问题。"情景合一"实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密切关联。"情景合一"要求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如庄子所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人们的思想感情如欲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必以"人"与"天"为一体而可能。     

“感兴”与“情景”——解读谢榛“感兴”说

谢榛诗学上承严羽,其诗论在许多方面既留有严羽诗学的影子,又对严羽之说有所发展。谢榛以“感兴”论诗,相对于严羽“兴趣”说重在主体论上的界定,谢榛更重视创作论的阐说,强调自由创作的兴会与灵感。他进一步提出,兴是诗人“情景适会,与造物同其妙”的结果,从情景关系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内蕴,将严羽之“兴趣”说具体化,且启发了王夫之的“现量”说。他的“情景”说,也对王夫之、王国维的境界说不无启发。     

“无我之境”──王国维“境界论”的精华所在

本文通过对王氏哲学美学思想的考察，首次明确指出“无我之境”乃是一哲思审美境层。它把境界论所需求的写真景物真感情推到了宇宙人生的深处，在中国意境理论发展上首次提出真实性的深度问题，并反拨了“诗言志”的传统，从而成为王氏境界论的精华所在。     

从“古雅”、“境界”理论论王国维与中国美学

王国维一生为学三变。其美学思想历经“正－反－合”三阶段,古雅、境界理论是 其逻辑层面上的最后一环。本文考察“古雅”、“境界”理论,以期沟通王国维与中国关学的理 论源流,并希望王国维的人文精神能对今天的中国现实有所观照。     

“最深之意义”：王国维“境界”说的人生意义维向论

把王国维的“境界”说当作“唯美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一种误会。“真”与“善”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维度,这是因为,王国维的“境界”说实质上是一种人生“意义”的理论,它所言述的是先验世界中的真、善、美“一体”之域。     

王国维的“观”论 ——兼论“境界”是艺术本体

本文拟就王国维所言之"观",从生成背景、发生条件、与天才观及境界论关系等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进一步深化对"观"之认识。王国维所言之"观",既以中国古典诗词为批评材料,脱离不开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又以西方哲学界叔本华等人的审美直观认识论为理论立足点。这两种理论传统存在深刻的文化背景差异。这种差异集中反映在审美观照的发生条件及与天才观、境界论的理论联系之中。并借此说明王国维拈出"境界"二字作为词的艺术本体,即作者以审美直观认识到世界、人生的普遍本质,并作词以表达之,此词即有"境界"。     

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的地位

政治巨擘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美学的最早奠基者,在似为人所众推的“近代美学之父”王国维还刚刚涉足哲学研究的辛壬(1902年)之年,梁启超已撰写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样杰出并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美学论文了.他广涉美学领域,借鉴和汲纳西方文化论著中的美学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命题多有贡献.尽管他的美学思想驳杂于哲学、政论、文艺著述之中,但驳杂中并不缺少严密的逻辑性,他在宽泛的论题中别具匠心地从“真”(客观,规律)入手,以“善”(伦理,合目的性)为中介,以“美”的境界(“新民”,新社会)为归结,构建了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天人合一”的美学意义

“天人合一”不仅是中国古典美学的哲学基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美学命题。“天人合一”建立在“心性”论的基础上,它将自然之“天”人情化,又将人情形象化了,二者合而为一,构成审美意象。“天人合一”是生命的模式,它以“生”为本,又以“乐”为最高境界。这种境界理学家通常称之为“孔颜乐处”,它实是超道德的审美境界。     

明清四位文论家对情景论的集中探讨

明清文论家谢榛、李渔、王夫之、王国维对情景论予以了集中探讨，其内容主要体现在都深入阐说到情景交融的论题，对其必要性、内在关系、生成机巧、表现特征等作出了深层次的论说；其中，谢榛并对情景交融的适度性、虚拟性论题，李渔等三人则对情景表现的当下性、真实性论题作出了阐说。此外，谢榛对写景追求虚化空灵，李渔对情景的主宾界划，王夫之对情景表现与兴会的联系及写景的具体方式，王国维对情景二体的理论内涵等都分别予以了阐说。他们为古典情景论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王国维：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奠基人

王国维融合中西古今,构筑了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基石。他为中国现代美学体系提供的奠基思想主要内容是：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只能凭借＂美＂得到暂时解脱;＂美＂存在于超功利的事物形式和主体心境中;对象形式的不同特点引起不同的快感反应,产生＂优美＂与＂壮美＂的分别;＂美＂的形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人间嗜好＂,其中＂文学美术＂是＂最高尚之嗜好＂,这＂美术＂以诗歌、戏曲、小说为顶点;文学的审美特征是＂情感＂与＂想象＂;词曲的最高审美成就是＂意境＂;古典小说的审美价值是通过典型塑造描写人生悲剧的解脱之道;＂美＂不涉利害的＂无用＂之用正是它在社会中的＂价值＂,＂美＂因而拥有不依附于政治道德功利的、天下最神圣最尊贵的独立地位。     

试论王国维文学批评的学科性建构

中国近代以来,王国维文学批评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具现代性特征。其学科性文学批评体系主要体现在：确立了文学的审美＂独立＂论,摆脱了＂依经立义＂的教化论文学批评方式;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学语＂,他从叔本华哲学美学那里借用了不少批评概念,并对之进行中国化改造,使其学术话语既中又西,具有学术的新颖性。此外,还运用了哲学美学、文学心理学、文学历史学等跨学科方法研究一切文学现象。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精巧的移植:王国维建构现代诗学的话语逻辑

面对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作为深谙中国传统的文论家,王国维企图使用外来文论与中国传统文论实现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对西方文论和话语方式生吞活剥的解释。如何使西方文论丰富本土传统,而非西方文论和言说形态取代中国固有样态,其有意识地借用西方哲学、美学理论来评论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以期推动中国诗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但其诗学思想仍呈现出不彻底的现代性色彩。     

王国维的文学理论与康德美学

康德美学为王国维的文学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理解和阐释文学的本质、文学的价值、文学的范畴和文学创作主体时,王学都或显或隐地烙印着康德的影响。认真梳理和辨析这种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王国维诗学的独特内涵和历史贡献。     

王勃文学思想中的“文儒”特征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也是当时颇具自觉意识的“文儒”型士人之一，虽然其文学观念受到了家族文化传统，尤其是祖父王通的重要影响，并接受了《文心雕龙》中“原道”、“征圣”、“宗经”等理论认识，呈现出重“儒”轻“文”的复古特征；但在文章创作中却体现了复古文化观所不能框范的鲜明的审美意识，其中包括不平之气的抒发，重视辞采的华美，强调音韵和谐等颇具审美意味的主张，因此王勃的文学思想以一种更加强调文学审美性的特点体现了时代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一代学术大师王元化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不少学术大师。但在20世纪下半叶我国新时期到来前,就很难列出学术大师的名字来。及至21世纪,我国学术界终于发现和认识到,新的一代学术大师已经出现,王元化就是其中的杰出者。王元化在先秦诸子研究、《文心雕龙》研究、京剧研究、“五四”新文化研究、黑格尔哲学和美学研究、莎士比亚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化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王国维“忧生诗学”中的境界观

《人间词话》的＂境界＂说是王国维＂忧生诗学＂的核心内容,王国维以＂境界＂为基点,对其建立在＂忧生＂与＂解脱＂基础上的＂忧生诗学＂之理论内涵、结构肌理和价值取向进行深入察析。境界有文学作品之境界、创作主体之境界及读者之境界三层含义,其中遥寄了王国维通过提升主体之境界而提升读者之境界的美学意蕴。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