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1989～2011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数据,对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包括出口规模效应分析和出口商品结构效应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出口是对外直接投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对外直接投资是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基于制度视角的经验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环境,对传统的国际折衷理论加以拓展,归纳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下,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特殊的制度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然后以2006-2007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为样本,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政策扶植、海外关系资源及自身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能力有重要影响.分类型研究表明,上述三种制度因素对贸易型、生产型、资源型和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后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强;对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创新效应较弱,通过一系列检验之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结论表明,应当构建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环境,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引导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本文在对有关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搜集1991～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进行E-G协整检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短期内为替代效应,长期则为互补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与国内资本形成的协整分析

本文在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有序样本最优分割的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建立了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形成的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无论是长期和短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资本形成有促进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产学研合作与地区创新绩效 ——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产学研合作的溢出效应和地区创新绩效的分析框架,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产学研合作的溢出效应在对区域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上存在何种关系(互补/替代)。研究表明:在对区域产品相关创新产出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与产学研合作作为两类知识获取渠道存在替代关系;在对区域专利相关和产品相关创新效率的影响上,外商直接投资与产学研合作作为两类知识获取渠道存在替代关系。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区域创新绩效提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就业之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总量产生替代效应,但较为有限;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就业结构的优化。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发展的分期研究

本文利用定量分析方法对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作分阶段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79—1995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文章对各阶段的投资情况作了分析和阐述,并对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初步探讨.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为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主要使用了实证分析方法,借助Eviews软件,使用2003-2010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数据进行简单回归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为,影响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水平、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美国国内工资水平等宏观经济因素;其中美国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水平与中国对美国非金融直接投资正相关,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美国国内工资水平与其负相关;其中出口是带动我国对美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澳大利亚对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自从中澳建交以来，澳大利亚逐渐成为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地。本文分析了中澳进出口贸易关系中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时运用协整方法，考察了1987-2012年中澳进出口贸易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澳贸易与澳大利亚对中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中国对澳出口贸易可以带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而拉动中国经济额快速增长，同时也说明中澳建立自由贸易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变化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以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作为外生冲击事件,通过构建可检验的理论模型和严谨的实证分析,本文证实了法律制度的强化对最低工资水平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概率间关系的影响。实证分析显示,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前,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0.00148;2004年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强化以后,最低工资变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变为0.00307。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的强化明显增强了这种促进作用。使用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作为进一步的外生冲击事件,再次验证了完善的最低工资法律制度与严格的法律监管对最低工资对外投资效应的正向影响。     

刍议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自2008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这使得国际投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的显著减少。但是,诸多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却逆流而上。本文浅析了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     

中国仍是外商投资热土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课题组日前通过对比分析一些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的观点,研究了SARS对外国企业来华直接投资的影响.报告指出:SARS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是短期和有限的,中国经济增长将会继续强劲,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热土.     

外商直接投资对湖北省进出口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对两者关系的实证分析有利于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和促进对外贸易的良性发展,进而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本文选取了湖北省1995-2008年的相关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进出口的影响进行了一个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省的进出口都有促进作用,但对进口的影响更为显著。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对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不显著;工业化程度对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最后,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发展指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和产业选择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市场规模敏感程度大于成本因素敏感程度,而技术竞争力的薄弱,东道国较高的技术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但双边贸易关系并不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展,东道国资源禀赋也不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所以,正确的区位、产业和市场份额选择都是中国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应考虑的因素。有选择的转移国内产能过剩的边际产业,可以为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留出资源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分析

本文从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陕西省利用FDI的效果,研究了FDI与陕西省经济贸易的关系,指出了陕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新思路。     

产能过剩引致对外直接投资吗?——2005～2007年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考察了2005~2007年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稳健结果支持了产能过剩引致海外直接投资扩张的基本结论。这主要是源于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突出体现着体制性产能过剩的特征。基于行业特征和所有制结构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证实,中国经济制度的特殊性已成为影响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竞争性产能过剩是市场行为的理性选择,并不存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驱动力;而体制性产能过剩当面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必然选择。围绕实证分析结论,本文提出了有关政策建议,即消除中国经济体制对于行业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浅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伴随中国“走出去”战略的一步步实施,中国已成为备受世界瞩目的新兴的对外直接投资来源地。在此背景下,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在国际直接投资市场上的地位较低,并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存在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