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口语诗歌过度叙述批判

"过度叙述"是当代口语诗歌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回顾口语诗歌的历史,辨析口语诗歌过度叙述的几方面表现,解读口语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思考口语诗歌的限度和发展途径,不仅是一个历史性的话题,还是一个现实性的课题。     

世纪之交现代汉语诗歌语言问题研究述评

20世纪末、21世纪初对于“新诗”、“现代汉语诗歌”中语言问题的研究与讨论成为创作和研究界一个重要的话题。论文对其中三个问题进行评述,一是关于“现代汉语诗歌”与汉语语言变革问题的反思,二是诗歌口语与口语诗歌问题,三是“字思维”问题。世纪之交这场关于诗歌语言问题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知,引发了诸多有意味的话题。     

中国当代“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探视

不论从艺术起源,还是从诗歌的内在特质及读者接受等方面看,音乐特性始终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然而,在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口语诗中,音乐属性已经被破坏得体无完肤。口语诗中音乐性的"失却"使得当代诗歌创作已陷入空前的艺术困境。重新认识和探讨口语诗的音乐性问题,可以从诗歌的语言选择、音乐意境及诗歌的节奏、韵律等方面入手,以复原和提高诗歌本身的审美属性。     

五四时期惠特曼诗歌体式对安徽诗人的影响——以胡适为核心的研究考察

美国著名诗人和评论家惠特曼提倡平民使用的"口语入诗"和"自由体式"契合了安徽诗歌革命和新诗发展的内在要求,从理论创作层面和创作实践层面给安徽诗人带来诗歌创作的灵感.胡适、蒋光慈、田间为代表的安徽诗人对惠特曼口语入诗的借鉴和模仿激发了安徽现代诗歌体式进一步向平民化方向转变,而自由体诗歌的引入则给安徽诗歌界带来不小的震动,对安徽古典诗歌产生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为安徽诗歌的新变开拓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九叶诗人的口语策略及其局限

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艺术,独特的语言方式是建构诗歌艺术形式的根本。九叶诗派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诸多艺术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口语,并通过跳跃、省略等策略,使他们使用的口语具有独特的艺术效用。当然,口语入诗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诗歌的晦涩。     

口语写作中的去修辞化批判

新世纪以来的口语写作存在着去修辞化的倾向,不少口语诗人不在语言修辞上下功夫,只是一味直用口语、倚重叙事或者依赖反讽,从而造成了诗歌语言的单薄和想象空间的狭窄。去修辞化的口语写作,既无法充分挖掘现代汉语的语言潜能,又无法构建丰富多样的艺术世界,同时也对百年新诗的艺术形象造成了一定损伤。因此,对这种去修辞化的诗歌写作倾向加以反思和批判是非常必要的。     

在词语的废墟上——试论90年代诗歌“民间写作”实践的启示

90年代诗歌的"民间写作"是和"知识分子写作"相对抗的诗歌探索和创作实践,因其致力于拆借象征体系和隐语结构,创作上倾向于口语化等特征而备受争议.从大众化视角、口语写作、表现力三个方面,通过对"民间写作"实践有价值那部分的挖掘,来给当下的诗歌创作提供借鉴.     

口语人诗的艰难之旅——对现代诗歌语言特征的一种考察

口语因其与思想启蒙之间的密切关系，被胡适整合进现代诗歌语言的建构之中。但作为宣传工具的口语与作为诗歌载体的语言之间毕竟存在距离。如何把口语更好地转化为诗歌语言就成为众多现代诗人不懈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王梵志的诗歌价值不高

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王梵志诗歌的研究热潮,对王梵志的诗歌作出了比较多的褒扬。笔者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曾经对王梵志的诗歌进行过比较细致的研究,但得出的结论不敢与现在的评论家们苟同。王梵志是初唐诗僧,一生作诗不少,曾有《王梵志诗集》行世。但王梵志诗歌有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是思想内容贫乏,其诗多是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极为普通,缺乏深刻的思想性;其二是诗歌的艺术水平很低。王梵志诗歌几乎全是用当时的白话口语写成,当然用口语写诗并不为过,问题是其诗过于直白并且味淡如水,没有韵味,更没有神韵。另外,再从…     

“白诗歌”文本:艺术主张与实证——读《白诗歌》创刊号兼评当代诗歌面临的新突破

"白诗歌"作为生长于广东的一个诗歌群体,在如何继承传统、发掘现实及口语的运用等方面进行了独特的理论倡导和有效的创作实践,这是当代诗歌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本文对白诗歌的艺术主张、代表性创作进行了观察和分析,提出中国当代诗歌应该特别关注此类创作走向的吁求,并阐述了对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已走过了20余年的路程。新生代诗歌的想象力模式是＂生命经验—口语＂模式和＂灵魂超越—隐喻＂模式;90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想象力模式是＂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而90年代末至今,先锋诗歌进入了＂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日常经验—口语小型叙述＂模式。＂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是中国先锋诗歌的广阔前景或自新之路。     

语言的语言迷途——当代诗歌考察笔记之五

当代诗歌的语言本体意识与当下以口语写作为中心的写作现象自然地保持了距离,通过语言对虚无性的深度体验与精神探索,构成了当代诗歌书写的可能,李心释所具有的语言学家、诗人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书写有效地深入到诗的语言内核,对当代诗歌写作、诗歌史的诗学建构、以及诗歌突破文体边界走向当代社会与生命意识的建构,均产生了较为重要的话语启示。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嬗变论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经历了从欧化到口语的嬗变。初期诗歌语言以欧化见长,具体表现为诗句修饰成分的复杂化和语法的完整性。3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则有意识地以简洁、单纯、朴素的口语部分地替代欧化语言,表现出口语化的倾向,这是延安时期艾青诗风转换的前兆。     

朱生豪译莎剧中的改写及其语言风格

作为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的译文集口语、散文和诗歌于一体,以综合多变的形式对原文进行了抽象和动态的改写,迎合了汉语读者的各种文学期待。他笔下的将口语、散文和诗歌结合而成的＂中国式的莎剧＂,不仅以传统文学资源会通了西方文化,同时通过适度的欧化语体向中国读者最大可能地展示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色彩和人文魅力。     

从中国诗歌用韵沿革看新诗的发展趋势

最讲究音乐性的文学,莫过于诗歌。诗和歌从产生时起关系就十分密切,所以总是合在一起称为诗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歌作为文学体裁的一大类别,它对语言的要求可以说是最高的。因为其它文学作品的语言在根本上和一般的口语是一样的,而诗歌的语言同口语却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在于:从来的诗歌都是可歌可诵的。诗歌之所以普遍地可歌可诵,是因为它具有音乐性。这种音乐性,除了节奏,主要表现在韵上。韵,本指“和谐的声音”,后来人们借“韵”字来说明语音现象,韵就成了汉语语音学的专门术     

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以吴投文为例

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其诗歌的“学院”特征并不明显,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对体制、学院、精英等身份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他由此出发对生活、生命做出了富于洞察力和诗意的表达。他的诗情感内敛、不动声色,近乎“零度写作”;在表达上则简单、直接、少修饰、不繁复,有“极简主义”的特征;在语言方面则以口语为主,充分地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深得口语诗歌之真谛。     

当下诗歌写作:从"反讽"到"歌唱"

“口语写作”因过分强调反讽策略与反叛意识,过分关注诗歌“话语权”的斗争,不断消解了诗歌的诗意、诗性。海子、昌耀等诗人开启的“大诗”写作方向,践行了艺术本体的“歌唱性”,让诗歌回归艺术,回归内心。     

试析拜伦生命伦理思想对其诗歌风貌的影响

从当代生命伦理学的角度去观照拜伦的生命伦理思想，其核心内涵是重生向死。这种生命伦理思想对其诗歌的艺术风貌直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现在诗歌的意境风貌上的大气磅礴、恣意纵横，在诗歌形象塑造上的“拜伦式英雄”，在诗歌语言上的直观性、口语性、张力性与动感性。     

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大突破——论“诚斋体”的变雅为俗

＂俗＂是＂诚斋体＂审美特质构成的重要因素。＂诚斋体＂诗歌语言白俗,因为杨万里大量使用白话口语入诗,并且接受民歌句法影响;诗歌题材常俗,以日常情景为主,显示出对重大庄严题材的回避倾向;诗歌情趣谐俗,不同于诗歌传统的典重高雅。＂诚斋体＂的大＂俗＂之美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故始终难于定论。     

论陌生化理论在徐志摩诗歌翻译中的体现

本文将徐志摩的诗歌翻译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陌生化理论的角度对徐的译诗在诗歌的韵律与形式,白话诗体与口语的使用和主题选取三个方面进行细节分析,以期对徐志摩在诗歌翻译实践活动中所做的努力与成绩做一个客观而详尽的评述,认为徐氏的诗歌翻译重在求新求奇,在于追求艺术新奇感和陌生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