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延续、叙事的演绎及其历史化——论毕飞宇笔下的“历史叙事”

毕飞宇的＂历史叙事＂,作为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作家中一种独特的叙事类型,曾为考察先锋文学经验在90年代的继承、延续提供了重要例证。围绕时代背景、作家观念,从毕飞宇小说创作的主题、技艺、经验和人性等角度展开探讨,不但可以印证文学史前后的沿袭关系,而且能够呈现90年代历史叙事的演变与拓展。毕飞宇的创作曾为历史叙事注入了活力,并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提供了新的经验。     

新世纪诗歌的及物写作

诗歌的及物写作概念主要是概括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的文本特征：＂拒斥宽泛的抒情和宏观叙事,将视点投向以往被视为‘素材’的日常琐屑的经验,在形而下的物象和表象中挖掘被遮蔽的诗意＂,它使诗歌走向客观化境域,提高和拓宽诗歌介入现实和历史的能力。但其偏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观照日常性事物时表现出私密化和狭窄化的特点,诗人更多地沉湎于自我在面对＂事物＂时的＂个人化＂的体验,一定程度地拒绝了诗歌写作的＂伦理＂存在,回避了社会良心和人类的理想,无法完成＂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进入新世纪以后,先锋诗歌在保持诗歌的独立性、自足性的同时,使诗歌视域拓宽,既保持了与社会的平等对话,又延伸了＂世俗批判＂意识,让诗人的＂个人意识＂承担起价值关怀。     

从传播过程分析先锋诗歌的传播困境

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诗歌的＂反懂性＂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传播困境,但仅从文本角度的＂反懂性＂分析传播困境并不全面。从传播过程的主要要素或环节细致分析先锋诗歌传播困境的形成有以下因素：诗人高扬＂个人写作＂,从主体上无意识地拒绝了诗歌传播;＂反懂性＂的诗歌写作和阅读追求,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诗歌的传播困境;对读者和反馈信息的立场和态度,使诗人从主体上有意识地拒绝了诗歌传播。     

谈新世纪十年中国先锋诗歌写作的几种倾向

中国现代诗歌从诞生开始到现在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九十年中正是一批又一批先锋诗人的努力,才使得中国新诗在变革中不断前进。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诗歌写作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变化,出现了多次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诗歌事件。本文借助对于＂先锋＂的定义,从底层写作、本土化写作、口语化写作等三个诗歌写作倾向,及其包含的＂底层诗歌写作＂、＂打工诗歌＂、＂草根诗歌＂、＂新古典主义＂、＂梨花体＂、＂下半身写作＂等六次影响巨大的诗歌事件进行分析,去探索当下诗歌写作中的先锋,对他们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同时也对伪先锋现象进行分析批判。在对十年诗歌史进行总体性的发掘、批判与反思中,更加客观地看待新世纪十年中国诗歌发展的现状,总结这十年诗歌史中的得与失、经验与教训,去探索中国现代诗歌可能的前进方向。     

"先锋"的变迁与在当下诗歌写作中的意义

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并演变的“先锋诗歌”,并非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其内部之间的差异不一而足。当我们在今天来谈论“先锋诗歌”这一概念时,不能不考虑当代中国20多年来变动不居的历史文化语境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的“先锋”在1990年代以后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有可能已经不再具有先锋的意义与价值,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对“先锋”的理解与张扬有一个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也许,真正有意义的话题是,诗歌如何赋予匮乏的时代以启示或意义。     

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智性写作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川、臧棣、欧阳江河、王家新、南野等先锋诗人的诗歌注重哲理思考与智性凝聚,讲求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结合,强调形式本体性,突出诗歌写作的技巧意识与诗歌语言的精粹性质,并且有意持守知识分子立场,张扬人文精神,不断对现实进行审视和超越。他们出色的写作理念与创作实绩,将30年代就已出现的智性诗歌写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90年代先锋诗歌的形式探索

90年代先锋诗歌在诗歌形式探索上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叙事性的凸显和杂体共生性的试验,同时,汉语性和音乐性的追求,也使得90年代先锋诗歌更具艺术魅力。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论20世纪90年代先锋诗歌观念的演进

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张力关系中展开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诗歌观念的重要走向之一。这样的走向当中包含了对于诗歌观念与诗学理论的较为复杂的思考,而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在提供其强大的思想动力与观念支持的同时,本身也不同程度地处于被偏离与改写的过程中。这有可能指向某种本土化观念建构与诗学话语的独立和对于当代诗歌的历史本质的深度把握。     

历史想象力、女性经验、日常美学——新世纪中国女性诗歌嬗变的几种向度

新世纪女性诗歌既是对20世纪女性诗歌书写的承续,亦有坚定的悖逆与拆解。历史想象力的重铸是 “独白”姿态的一种转向,女性诗人从自身转向历史与现实,有效勾连了自我与世界的现实关系;女性经验的拓展则承续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的经验书写,但连续中有着鲜明的变异,即女性诗人挣脱了闭抑的、概念化的性别经验的呈现,而将女性经验融入到个人具体的生存境遇之中,并藉此抵达更为阔大的生存本相;日常美学的扩张是新世纪常态化社会语境下,当代女性诗人对于诗歌书写范式的一种自觉选择,将诗意下沉至日常生活,并从中形构出一套寻求诗意的诗学方式。上述三种书写向度都表征了一种新的女性诗歌的形成,包涵了新世纪女性诗人特有的精神立场。     

文化诗学的实践之路——以8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为视域

＂新历史主义＂并非西方的专用词,它在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实践中就可究其源、探其本。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它与整个当代文学紧密相融,它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一起萌芽于80年代初中期,并以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的样式成为90年代文坛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新风。它是中国作家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下现实不断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自我超越的实践累积而成的,具有明显区别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特色＂。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践中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归纳出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从产生到建构其内涵的独立性及其特征的部分相似性,还可以窥探到文化诗学理论的发展走向。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的法治抉择与规范分析——以贫困县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为切入点

涉农资金等财政专项资金在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统筹整合作为对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原则的突破与平衡,加之其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地方财政自主权的边界范围,因而属于重大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现有的政府主导财政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模式在实践中面临很大困境,而法治保障模式不仅具有价值必要性,更有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在"法治财税"理念的指导下,法治首先必须尊重财税规律、逻辑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对中央及各省份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文件规范中与法治财税规范意旨不符的部分进行分析、审核和修正,以尽快建立稳定权威的专项资金统筹整合法治方略,顺应新时期民生财政的发展要求,并促进央地财政关系的优化。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解释论视角下污染环境罪争议问题探究

针对污染环境罪的诸多争议,在正确把握保护法益的基础上,一以贯之地寻求具体答案。承认生态学的人类中心法益观下的环境法益是本罪的保护法益,将环境法益与人类法益并列为本罪保护法益的观点,因缺乏对环境法益层次性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而不具有合理性。2017年司法解释第1条的部分行为规定,通过对污染环境行为严重性的实质自然属性的规定,表明行为对于环境法益的实害结果;而部分结果规定则是通过对人身、财产等损害的判断,确认存在严重污染环境的损害后果。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对过失犯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省略了对间接故意的认定。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由于其在立法上的功利性,立法表述的不完善,配套机制的不健全,使其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存在了质疑,并在实际运行中陷入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界关于其存废、实施问题引起很大争议.笔者将从其立法的理论基础上入手,分析其合理性、技术性,并提出了一套通过立法表述的完善,配套机制的健全来限制本罪名在其实际运行中的消极作用的方法,使其合理性得到充分发挥.